浅谈一部回归历史的教育史著作——台湾高明士(2)

　　其次理论的高度，史研究的一个瓶颈就是抽象理论和认识难以上高度、上层次，今高明士先生潜心研究后提出的“庙学化”命题，正是对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宏观的、结论性的认识，对认识中国教育，尤其是传统教育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最后是高明士先生的行文和。实证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严密，推理有力。也自然要比单纯地根据标题、结论，返回头寻找史料以为呼应，更能说服人。比如高明士先生起手先从“学”的字义开始论述，正是陈垣先生“史源学”精神的体现。作为教材，《中国教育史》更多关注的初学者，研究性还不甚突出，想来高明士先生的几部大作，必然更加纵笔自如，文采飞扬。

　　但所谓金无足赤，《中国教育史》还是有微瑕若干，有些属于排版印刷，像“引言·参考书目”中，高明士先生自己的《中国教育制度史论》一书，竟然漏掉个“度”字；再有“第五讲私学·教材与教学·第四阶段：清中叶，特别是戊戌维新后”一段文字：“……历速天主教及其经文传说”，“速”当为“述”；以及“第四讲帝王学”：“宋世翰不领他局”，此处漏一“士”字。而有些则是病句了，像“第四讲帝王学”中的“唐朝制度在国史上是最令史家称颂是东宫组织承袭南北朝”一句，句意不通。近年来大陆学风浮躁，出版学术专著亦质量滑坡，不想大学出版中心亦不能免俗，盖这鱼鲁之讹，从古至今都不能消弭?

　　此外“第十讲台湾教育史的回顾与展望”中的标题有些问题，其二级标题日“一、清代以前的台湾教育”，之下三个三级标题日：“(一)16o0年以前的台湾——原住民与海盗时期”、“(二)荷兰时期(1600至1661年)”、“(三)中国时期(1661至1895年)”，显然，1895年的下限与“清代以前”矛盾了。

　　最后高明士先生对一个问题的论述，笔者以为还有可以商榷之处。在谈到经筵官时，高明士先生写道：“讲读官的官位，在清雍正三年(1725)年由从五品提升为从四品(清·永珞等《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翰林院》条)”查原文可知，这里的“讲读官”是指清代“翰林侍读学士”和“翰林侍讲学士”。按“讲读官”义同“经筵官”，都是指在经筵上为皇帝讲说经史的官员。高明士先生也是此意。

　　可是实际上，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开始就不再是专职经筵官了，《金史》载：“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词命。凡应奉文字，衔内带‘知制诰’。直学士以上同。”所谓“直学士以上”正包括着翰林侍讲、侍读学士，也就是说金代的翰林侍讲、侍读学士的职责是“制撰词命”，与经筵讲读并无瓜葛。此后元、明、清三朝，也都设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同样不是特指的经筵官。清代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职掌是：“侍读学士以下掌撰著记载。祭告郊庙神祗，撰拟祝文。恭上徽号、册立、册封，撰拟册文、宝文，及赐内外文武官祭文、碑文。”清代经筵官全系兼职，所谓：“经筵讲官，满汉各八人……满员由大学士以下，都察院副都御史以上各官兼充。汉员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副都御史、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国子监祭酒等官，由翰林出身者兼充。讲官满汉各二人。翰林请旨简派。”就是说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只是清代经筵官的候选之二。因此高明士先生此处的行文犯了以点代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