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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传》中的引诗与《毛诗》中比兴相互关联,朱先生得出:《毛诗》比兴受到《左传》的影响。但春秋时赋诗引诗,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对的背景下,尽管断章取义.还是亲切易晓,《毛诗》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却没了那背景。所以有时便令人觉得无中生有了。《郑笺》力求系统化,力求泯去断章的痕迹,但根本态度与《毛传》同.所以也还不免无中生有的毛病。
三、以一驭万
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的《诗教篇》与《正变篇》中分别阐述《诗》教在六艺之教中的地位,及引《诗》证《诗》教用途,考辨《诗》教的渊源,在《正变篇》中考辨郑玄风雅正变论以至发展为诗体正变论的纵向走势
首先,在《六艺之教》中,朱先生提出“诗教”一词最早来源于《礼记·经解》,而当时郑玄在《经典释文》说《诗》是六艺之教之一。同时《淮南子·泰族》篇也论六艺之教却不同于《礼记》.但《淮南子·泰族》篇“诗风”和“上教”含混。到西汉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篇将六艺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三科,又说“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可见并不特别注重诗教和《淮南子.泰族》、《经解》篇是相同的。董仲舒承用旧式六经的次序而分《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三科。合于传统的发展.西汉今序列六艺,大致都依照传的次第这次第的根据是六学发展的。后来古文学兴,古文学根据六艺产生的时代重新排它们的次序。即《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的次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诗经》放在第三位。究其原因是西汉阴阳五行说极盛,汉儒本重通经致用。这正是当时的大用.大家都偏向那个方向去况且当时整个六学也多少都和阴阳五行说牵连.竭力发挥一般的政教作用。
其次,在《著述引诗》中,朱自清先生开篇说:言语引《诗》,春秋时始见,《左传》里记载极多,私家著述从《论语》创始;著述引《诗》,也是从《论语》起始。以后《墨子》和《孟子》也常引《诗》,而《苟子》引《诗》独多。《苟子》引《诗》常在一段议论之后,作证断之用,也比前人一贯。苟子影响汉儒最大.汉儒著述里引《诗》也是学他的样子,汉人的《诗》教,他该算是开山祖师。接着汉人著述引《诗》,当推刘向为最。而刘向的用意无非要“使为法者章显,为戒者著明”。再次,是阮元著述引《诗》宣扬德教,而且阮元只概括地举出“言行”.然而其他论著引《诗》为宣扬德教。朱自清先生概括为引《诗》也是断章取义的作证,引《诗》可以说明人事如德教、政治、学养也有论天道,更有引《诗》以述史事,明制度,记风俗,明天
第三,《正变篇》由考辨郑玄风雅正变论引到用其解诗次及评诗、作诗再到论“文”。按朱自清先生的理解:“风雅正变”是解郑玄《诗谱序》,说第一审乐知政,第二是知人论世.第三是美刺,最后是变风变雅。而变风变雅的原义,是孔颖达《诗大序疏》中的“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变’就是达于事变”而风雅正变的首创者郑玄综合审乐知政,知人论世,美刺.变风变雅来组成诗论系统。但此诗论系统的支柱“正变”说未能圆满完成。且“风雅正经”和“变风变雅”无确切的区分。为此朱先生依据《说文解字》、《淮南子.汜论》、《易.系辞传》《汉书.天文志》等著作中分析得到诗的正变在乎所美刺的政教.“风雅正经”固然“为法者彰显”,“变风变雅”也“为戒者著明”综上所述,朱自清先生之《诗言志辨》,以文学批评的角度论述诗学。运用征引法、定量分析、以一驭万法等方法来架构文本。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论证“诗言志”。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添一瑰宝。予后学之人以启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