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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选择的低沉无力
在《恶心》同一时期的短篇小说集《墙》里萨特正式提出了自我选择的问题。从主从关系来说,同样力求表现某种哲理的《墙》,就成了《恶心》的延伸和附属品。
《墙》的主人公西班牙游击队员伊比埃塔,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捕人狱,同时还有他的战友汤姆和无辜的少年茹安。伊比埃塔经受了法西斯分子精神恐吓和肉体折磨的考验,始终没有屈服出卖战友。简单草率的审讯后,晚上八点,有人来宣布他们三人都被处以死刑。漫长的黑夜,徒有四壁的监牢中,等待他们的是死亡。小说极有层次地描绘了死刑令宣布后,伊比埃塔面对死亡时的和生理反应。直到临刑前,他依然漠然地坐着,保持自尊,不愿意流露自己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只是希望自己能坚强。面对死亡和选择的双重压力,伊比埃塔内心孤独和焦虑,他讨厌汤姆,讨厌他的不停战栗和说话方式;讨厌不谙世事的茹安,恐惧和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摧毁着他的神经,他讨厌那个比利时医生,他是这四个人中间唯一的活物,但是他和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不可逾越的“墙”。伊比埃塔相信自己和另外两个同伴都成了“没有血的灵魂”,在吮吸着比利时医生身上透出的生命之光,当他发现汤姆也一样孤独时,内心的孤独更加难耐。死亡正一步步地逼近,因为不想失去生命最后的两个钟头,他开始胡思乱想回忆他的过去,这时他感到生活的无意义,平静地等待死亡。同伴的枪决让他恐惧和战栗,但他始终没有失去理智,“我要坚强”,“我必须固执”,“我要堂堂正正地死去”。尽管他浑身冒汗,两颊发烧,头痛难忍,但他认为这些仅是“准病例的恐怖状态”。伊比埃塔宁死不屈,他坚定地选择死亡,“我能够出卖葛里斯来保全我的性命,但我拒绝这么做”,“我要死得有骨气”。为了戏弄敌人,说战友躲在墓地里,想象着“那些穿着制服的人们在墓地之间走时”的荒唐可笑,岂料一个求死者恶作剧式的玩笑,却弄假成真,战友葛里斯因为与堂兄吵架真的躲在墓地里,不幸被敌人发现并击毙。伊比埃塔因为信口胡诌的恶作剧却活了下来,嘲弄和调侃的恶意玩笑竟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荒谬存在,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昏倒在地,偶然性带给了他沉重的打击,继而哈哈大笑,以致笑出了眼泪。令人大感意外的结局表达和显现了世界的偶然性和荒谬性,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选择是困难的,这就是萨特通过《墙》的构思向我们所揭露的。透过《墙》还能看到萨特认为现实世界充满了恶心和偶然性,无用而又令人绝望,虽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但仍不放弃坚持彻底的否定和批判立场。
每个人证明自己的本质就要通过自己的选择,《墙》中萨特塑造了伊比埃塔的形象作为他选择理论的具体实践者。个人是自由的自我超越的主体,所以人会有一个最初的、自由选择的理想,萨特称之为“原初选择”o (47牢狱里的伊比埃塔依然是自由的,尽管毫无人身自由,可他可以在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之间作出选择:出卖葛里斯,获得生命;宁死不屈,慷慨赴死,生死之间仅仅有一“墙”之隔。但伊比埃塔固执地作出堂堂正正死去的自我选择,通过自我选择使自己成为一名英雄而不是儒夫。对于生的渴望可谓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可伊比埃塔舍弃了求生选择了赴死,黑夜里坚强是他维系生存信念的唯一精神支柱,正是这种执著的信念使他作出向善的“原初选择”。结局伊比埃塔的选择是非理性的,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一个戏弄敌人的玩笑,让他求死得生,葛里斯一心求生却落人虎口,和伊比埃塔不同,葛里斯的选择是理性的,他不愿牵连别人,只求自我保护,但两个人选择的结果在偶然性面前都变得如此荒谬,最终都同时归于失败。悲剧的结局验证了萨特关于存在主义的主张: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世界到处充满人们难以理解的偶然性和荒诞性,世界的荒诞在于选择的主观性和不可逃避性,只要人在选择,世界就是这样的混乱不堪。因此选择是无谓的,无所依托的,荒诞也是必然的。
萨特早期的文学创作中,选择是困难的,不需要任何依托,毫无支撑点,所以这种自我选择是低沉的、无能为力的,这与当时的时代和萨特本人的思想状态都密切相关。《恶心》和《墙》创作的时期,欧洲大陆刚经历了1929至1933年、1937年两次危机,是一片萧条和阴暗,上,1936年德、意法西斯帮助西班牙法西斯叛军取得胜利后,德国法西斯席卷欧洲,法国沦陷。在这种乌云密布、灾难临近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现实世界感到恶心和反感,对前途和出路悲观绝望的普遍精神状态是可以理解的,而从萨特本人思想发展阶段来看,30年代中期,他还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脱离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说是他本身对现实的厌恶感和对人生迷茫感混合时期的产物,自然就不会体现那种昂扬奋斗的主观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