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教化，助人伦”——论析中国传统肖像画的(2)

    二、关于肖像画教化功能的论述大量存在于批评和作品之中

    的儒学艺术批评观对中国肖像画的影响很大，儒学思想在传统的批评中主要体现了人物肖像画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形成了兴成教化的艺术批评传统。三国时期的大文豪曹植在《画说》中写道:“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摇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曹植指的图画是指人物画，尤其是肖像画，肖像画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儒家兴教化在中国古代画论中的集中体现，由于不同的肖像描绘，所引起观众不同的情感反应，从而使观众受到启示。曹植把这种功能归乎为“存乎鉴戒”。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讲“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见。”这是儒家兴教化、鉴戒贤愚思想在魏晋时的自觉运用。

    古代画论中人物肖像画的“明劝戒、著升沉”的儒家教化思想经曹植肇始、谢赫的发扬，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张彦远把图画的兴教化的功能提到了与六籍同功，与四时并运的地位，唐代又是中国人物画发展的鼎盛期，人物肖像画是承担这种功能的主要载体。他在《历代名画记》中说:“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唐代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史》序中说:“盖以照远显幽，作列群像。自玄黄萌始，方图辩正。有形可明之事，前贤成建之迹，遂追而写之。至虞夏殷周及秦汉之代皆有史掌。虽遭艰播散而终有所归。及吴魏晋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斯道始兴。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或想功列于千年，聆英威于百代。乃心存豁迹，默匠仪形，其余风化幽微感而遂至。”裴孝源认为画家把忠臣孝子画于四壁，其目的是风化幽微、以训将来。其教化功能不言而喻。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集。画题》中说:“画之有益如是。然后重画，然则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袭而画者，皆有所为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礼殿，有西晋益州刺史张牧画三皇五帝。三代至汉以来君臣贤圣人物灿然满殿，令人识万世礼乐，故王右军恨不克见。而今为士大夫之室，则世之俗工下吏务眩细巧，又岂知古人于画事别有意旨哉。”郭熙对古人所描绘的君臣圣贤人物表示赞赏，认为古人画画别有意旨，体现了一种大道，而对当时的文人追求纤巧的作风不太满意。明代吴宽  《鲍翁家藏集》论道:“古图画多圣贤与贞妃烈妇事迹，可以补世道者，后世始流为山水禽鱼草木之类，而古意荡然。”(《中国艺术论集》岑家梧编著考古学社1949年)他认为古画多画圣贤、贞妃烈妇，主要作用是“补世道”，即对的风化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对肖像画的教化功能进行描绘的。汉朝王延寿作《鲁灵光殿赋》写道:“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戒世，善以出后。”晋朝何晏在《景福殿赋》中写道:“图象古昔，以当蔑规。椒房之列，是准是仪。观虞姬之容止，知治国之按臣。见美后之解佩，悟前世之所遵。贤钟离之说言，赘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辞荤，伟孟母之择邻。”王延寿和何晏在作赋颂殿时，都将人物肖像画作以特别记颂，人物肖像画的兴教化的功能可谓深入人心。

    经过历代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实践和阐释，形成了有深远影响力的儒家批评传统。兴成教化鉴戒贤愚成为绘画，尤其是人物肖像画的主要功能，并且成为中国艺术批评中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传统精神直到二十世纪还继续发挥作用，不过这种逐渐演化成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在一些领袖像和主旋律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一伟大的艺术传统在作品中的渗透，比如，石鲁的《转战陕北》、李琦的《毛主席走遍全国》、刘大为的《晚风》、杨之光的《矿山新兵》都是继承了古代肖像画的“成教化，助人伦”这一伟大传统，创造了现代中国肖像画的经典之作，这种功能还将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