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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性”的再现有关的另一个方面,是真确性(auhtenticity)问题。华裔英语作家毕竟身处西方,用英语进行,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模拟”了主流文化的话语,套用了“殖民者”的价值观和评判事物的标准,并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族裔属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经常被批评为卖族裔的“他者性”而求荣了。他们的作品中,中国的故事、传说和典故遭到大胆的改动,经常变得面目全非。例如,受到赵健秀等人炮轰的《女勇士》里花木兰的传说,《喜福会》中的一些典故,都经过了作者看似离谱的改写。不过,依此为据谴责这些作者歪曲华裔文化、篡改华裔历史,却有失公允。华裔作家成长于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中,他们无法沿袭任何已有的文学传统来表现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这些经过改动的元素,实际上是他们文化混杂性的体现,反映了他们建立一种可以被称作是“华裔英语文学传统”的载体的企图。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3.0后殖民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陷阱
使用得当,后殖民批评话语在研究华裔英语文学的过程中,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批评方法和武器,更好地凸现华裔作家争取(claim)真实的华裔移民历史、商讨动态的文化身份和建立华裔英语文学传统所做的努力。然而,基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种种争议和局限,其在华裔文学批评实践中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首先是西方评论者基于东方主义假定对华裔英语文学的误读。他们把华裔英语文学看作是充满异国情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以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来衡量和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和性。他们往往从作品中寻找符合或不符合这些假定的元素,并以此来判断作品是否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文化。悖论的是,华裔文学评论家(包括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自己也容易深陷这种本质上是西方或东方中心论的泥潭:他们熟知华裔作品中涉及的典故、传说等中国文化内容,却以是否复制和传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来衡量这些作品,因而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华裔英语文学虽与中国文学有着某些联系,它却是完全分离的另一种文学,作家们意在转化、改变中国的故事、传说,而不是简单地呈现。
与之相联系的,是某些后殖民学者倡导多元文化所可能布设的出人意料的陷阱。多元文化的主张,有的时候会导致对“异国情调”的过度追求,进而导致作家们出卖自己文化的“他者性”以求作为主流文化的点缀被接纳。这背后的是,“他者性”是永恒的,东方就是东方,应满足于自己的从属、边缘的地位,而西方仍是西方,没有必要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具体到华裔英语文学中,那就是要求华裔作者更多地关心如何写出自己族裔文化的异域色彩,为多元社会增添一种多样性,而不应该过多地着墨于揭露和批判西方的文化殖义。
最后,是在运用后殖民理论的实践中出现的对静态的族裔属性的坚持。在当前学术界针对再现的真确性以及谁更有权力代表华裔移民的激辩背后,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即有一种特定的“中国性”的存在。显而易见,族裔属性是不断变化的,其再现也应该是各式各样的,因背景差异而各具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差异和不同才是最重要的再现内容。这种在后殖民理论不当应用中产生的本质论,恰恰违背了后殖民理论去中心化的原则。
4.0结语
总之,华裔英语文学虽然不属于后殖民文学的范畴,后殖民理论的批评方法却适用于华裔英语文学研究。主要的原因是华裔英语文学和后殖民文学有着共同关注的主题和书写策略。也就是说,华裔英语文学的后殖民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后殖民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这一文学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之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华裔英语文学研究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后殖民策略,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研究也会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大陆作家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表现“中国性”,他们的作品与华裔英语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性”有何异同,都是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思考如何系统地、深入地从后殖民角度来对华裔英语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读的意义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