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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如此重视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自己的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他对文学所持的一贯看法是:“小说可以描写、、种种人生万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小说既然是文学,其永恒价值仍应以文学标准衡之。”这样,他便首先就确立了“文学首先是文学自身”这一对文学本体特性的认识。由此他论小说艺术,就不惮其烦地讲小说技巧与内容的关系、“观点”的运用、人物的出场和场景、对话的描写等,原因在于他“个人认为小说是,是种艺术,绝对要以艺术形式、技巧来判断是否完整。这个比较靠得住,比较客观的批评方法”。而在《谈小说批评的标准》一文中,他为成功小说批评所归纳的三条标准中,更是将艺术标准列在第一条的位置,认为“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结构是否成功的表达出作品的内容题材:这大概是小说批评的第一块试金石。”研明乎此,再回头来看他的文学批评文章,其之所以花大力气来做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就显得非常自然和让人理解了。
但是,白先勇重视对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并不意味着他流于技巧“趣味主义”,实际上他也是很注重作品思想成就的。在前面举例到的他对欧阳子小说和丛小说的评论中,就高度肯定了两位作者作品的思想力量。认为欧阳子对人类心理特别是爱情心理的抽丝剥茧则让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圈的深刻体认,而丛娃的作品则充溢着“一股对生命渴求的力量”。这表明在小说艺术与思想关系的看法上,白先勇并不趋于极端,他所反对的是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在《意识与小说艺术》这一对中国和中国现代作家品评的文章中,他就很显明地表达了这一主张。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比较分析了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创作,高度肯定鲁迅的《呐喊》《彷徨》,对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则持批评态度。原因在于鲁迅作品“冷静客观,不带夹评”的艺术表现使作品“激进叛逆的社会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节制;而茅盾《子夜》的人物描写“止于浮面”,巴金《家》的对话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矫揉造作的”,虽然社会意识强烈,但艺术描写失败。虽然这种品评仍着重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但其中很明确地体现出了白先勇追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两相平衡的批评观念,反对那种以“小说中的社会意识是否合于某种社会政治的教条主张作为小说批评的标准的做法”。
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重视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这其中实际上已显示出他的文学批评带有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的“创作室批评”的特点。因为这一批评观念实质上是白先勇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推广,换句话说,即这一批评观念是其创作观念的反映与延伸。
艾略特经常被人看作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位开山祖师,但艾略特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文学批评纯粹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批评文学,只是一个诗人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因此他又称这种文学批评为“创作室批评”。在《完美的批评家》中,艾略特自报家门,公开承认他是一个诗人批评家。“本文的作者就曾极力主张‘诗人批评家批评诗歌的目的是创作诗歌’。……如果说批评是为了‘创作’或创作为了批评,我现在认为那是愚昧的……但是我还是期望批评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批评家。”因此他只讨论与他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或评论影响过他的作家和作品。这样他所道出的只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的经验之谈,是其创作经验的。“当他谈创作理论时,他只把一种经验归纳和推广,当他探讨问题时,他就比不上哲学家那样有本事了。……所以简单地说,当诗人批评家论诗时,他的理论见解,应该从他所写的作品来考察。”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和他的文学创作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就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来说,白先勇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讲究小说技巧的作家。在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程序时说,“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编故事时,我想主题。有了人物,我常在脑海里转,这个人物有什么意义呢?……”罔这种重视人物的小说观念必然会造成他对茅盾《子夜》中吴荪甫的多次“狞笑”表示不满。至于对话描写,他认为是“小说里很重要的技巧”“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不是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要写”。这样,他自然也会对巴金《家》中人物对话的“新文艺腔”加以指责。因此,他在文学批评中注重对艺术技巧的品评完全可以视作工作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文学见解的一种反映。另外,在他所评论的作家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发现这些作家作品所渗透的创作情怀在白先勇的创作中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回响,这也可以归于“创作室批评”的只讨论与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的批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