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新文学批评的几个特点学毕业论文(2)

　　其次，鲁迅提出，批评家应该视野开阔，具有多方面的素养。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里，他对于批评家的素养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强调懂得社会科学，是要求批评者能够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把握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例如，在为柔石的《二月》所写的《小引》中，鲁迅就十分精到地把握住了作品主人公肖涧秋到芙蓉镇中学两个多月以来的微妙心态：“浊浪在拍岸，……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在为叶永榛的《小小十年》写的“小引”中，鲁迅一方面十分敏锐地指出了作品主人公思想发展中的明显缺憾：“但时代是现代，所以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另一方面，他又对作品的优点作了充分的肯定，“然而这书的生命，却正在这里。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将为现在作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记录，是无疑的罢。”在这里。鲁迅都是将对人物塑造的要求与时代背景及社会变动联系在一起来看的。

　　至于鲁迅同时强调批评家要懂得文艺理论，则是要求批评者必须遵从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悖离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所必备的美感。文学固然应该发扬现实的战斗精神，给人以鼓舞与向上的力量：“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必然抹煞其自身应具的艺术美感。所以，在谈到1928年之后现代文坛上盛极一时的“革命文学”时，鲁迅在承认文学具有一定宣传作用的前提下又指出，文艺不仅仅是宣传工具，它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即不能偏离自身的追求：“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一种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鲁迅强调，并不是泛泛地写到了什么“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的内容，就可以算做革命文学；其根本问题在于作者本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再次，鲁迅的文学批评始终着眼于文学作品的现实关怀、人生价值以及终极意义的探讨。与当时某些年轻左翼作家不同的是，鲁迅并不无限夸大文学的力量。他在《文艺与革命》一文里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因为就改变现状的及时性与有效性而言，批判的武器显然不如武器的批判了：“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这就明显地与中国传统的文论观相区别，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谓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鲁迅并不因此就完全抹杀文学的现实实用价值。文学固然不是宣传，但也不是小摆设与可供消遣的玩物。文学也许没有旋转乾坤的力量，但可以潜移默化地改造国民性。所以他十分关注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看重其作者所占据的思想高度。在为叶紫的《丰收》作序时，他说：“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对于萧红的《生死场》，鲁迅极力推赞，收入其l935年主编的《奴隶丛书》，并在为作品所写的序言里指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认为，好的文学批评是与社会变迁、时代发展同步的，是引领这个社会与时代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虽然客观地指出了当时盛行的“革命文学”中所存在的一些普遍缺陷，但对于颇受一部分人诟病的“革命文学家”反倒批评得不是很多，而是积极地给予支持。这一时期他写的很多文章例如《醉眼中的蒙胧》、《头》、《“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好政府主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都表现出了自己这一鲜明的立场。与此相反，他十分愤慨于那些所谓的“帮闲”、“帮忙”甚至“帮凶”文学，在《“主义的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他十分具体地分析了《前锋月刊》中的几篇作品，指出它们“将只是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