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斯蒂芬斯：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3)

　　关于经典问题，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会对其阐释一番独到的观点，A．G．斯蒂芬斯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诗歌中的时尚就如同服装中的时尚一样，但不同的是，在诗歌领域，我们的祖辈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荷马、但丁、弥尔顿对于后人的影响深远，尽管他们的诗歌，按照现在的创作标准，已经倍显沉重、落伍，但他们依然被人崇敬，这是因为“我们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了崇敬的传统，我们很难强大到将它从我们的思想中抖落”“。这样的传统已经深深地刻印在后来的每一代作家心中，他们无法摆脱。因此，“只有那些口味很差的人才会拒绝承认《失乐园》和《得乐园》是人类诗歌史上的两首最伟大的诗歌成就之一”。

　　尽管如此，斯蒂芬斯还是指出，今人对荷马和但丁的态度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而已，人们关心更多的是现在的诗人和作家。他在《诗歌中的时尚》(FashionsinPoetry)一文中这样写道：“即使你去问那些应该具有品味和经典口味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正在阅读的却是济慈、海涅，或是斯蒂芬·菲利普斯；如果你去留意他们正在不厌其烦地著述哪些作家的话，你会发现是勃朗宁、马拉美，或是吉卜林。但丁与荷马毫无疑问都是大家；但他们的作品却是与雷德的《地方政府议案》一起被束之高阁。”…这是因为“荷马毫无疑问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位或几位伟大的诗人，但那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有其它的想法、其它的品味、其它的需求。荷马的魅力和人文主义将会一直有其价值，但是使2700年前希腊人欣喜若狂的直白情感和单一场景并不是现代读者所期待的富于诗意的最高恩赐”。

　　但是，斯蒂芬斯在《诗歌中的时尚》一文中进一步说明：现代诗歌实质上却又是寄生于荷马、但丁和弥尔顿的诗歌。他认为，现在的作家全都是站在古人的肩臂上，在现代的作家笔下很容易就可找到抄袭古人的内容，在现代与古代之间，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光彩的事情显然是存在的。斯蒂芬斯借用婴儿在大人的引领下学会走路为例来说明今人回归和寄生经典其实是在潜意识中完成了对传统的遵循，接受了“弥尔顿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一个概念。现在的作家如果要摒弃传统，那就像是婴儿拒绝学习走路，因此，传统，作为一种规则，已经预先占领了现代作家的思维，他们无法逾越这一门槛。他们头脑中所可能产生的任何有别于传统的想法都将显得柔弱。鉴于此，我们因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人总想摆脱传统去追求文学领域的创新却又欲罢不能了。

　　在《诗歌中的时尚》中，A．G．斯蒂芬斯还援引了澳大利亚诗人布朗特恩·斯蒂芬斯(BruntonStephens，1835—1902)模仿英国诗人丁尼森的诗歌来论证传统对于个人的约束。诗人布朗特恩·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可谓名声大噪，但其无法逾越传统，他的诗歌带有大量丁尼森诗歌的痕迹，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永久带有同时代名人的想法的一些色彩；名望具有传染性，就像天花肯定会使身体表面变成麻子一样，名望会使人的大脑产生缺陷。就像我们会得流感一样，我们很容易受到流行作家的影响……但是，有一条自然法则，它使上一代体内的毒素能够提供抗体给下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所忍受的苦痛会逐渐使我们对上一代的疾病免疫”‘。因此，布朗特恩·斯蒂芬斯的诗歌在模仿丁尼森的诗歌时，“就如服饰的时尚一样，实际上是保留了19世纪中期的怀疑和问题直至它们与周围的十分不协调”。但是，布朗特恩·斯蒂芬斯无法超越传统，只能看到丁尼森高高地屹立在所有伟大诗人之上。

　　三、A．G．斯蒂芬斯的文学主义论

　　A．G．斯蒂芬斯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奋斗的一生。斯蒂芬斯曾经于1893年至1894年游历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后来，在《一个昆士兰人的旅行笔记》(AQueenslander Travel-Notes)中，他这样写道：“我建议所有年轻人都去做做类似的事情——周游世界，看看世界各地，回国后肯定会确信澳大利亚是所有国家中最好的国家。”…这样的言辞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斯蒂芬斯的偏激民族主义观点，但在澳大利亚国内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这样的言语更可以鼓舞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