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学毕业论文(2)

　　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中国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就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则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背景。郭绍虞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显然，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充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注重挖掘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强调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也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体例方面，郭绍虞在《白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正是由于所述各内容之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时，郭著在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这一表述法的好处在于它既能比较充分地体现研究者对整个批评史的宏观把握，又为有条不紊地讲清楚每个问题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适宜方式。由于论题集中，往往可以纵横前因后果、旁及左邻右舍，阐发得更加淋漓酣畅、神完气足，从而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说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其长处所在。例如，其中关于南朝文学批评的论述，尤其是“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一节，下设五目，其第三目“风格”论《文心雕龙》之“体性”说，而远至司空图的《诗品》；论神思则指出“远出，而近受《文赋》的影响”；论曹丕、刘勰诸人之“才气”说更是由“唐宋文人之以语势论气者宗之”而直贯“桐城派论文好以阴阳刚柔为言”。由于作者“史”的意识和“以问题为纲”的意识都强，所以从全书看，早已经于宋代(如严羽、杨万里)即开始伏笔，至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公安三袁则几已呼之欲出，这样迪逦叙来，到清代便完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说明每一种诗论的形成都是历代思想积累演化的结果。

　　郭绍虞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正是科学研究新观念倡导、实施并取得多种成果的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为《总论》，其具体章目是：第一章，中国：学批评演变概述；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第三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文学的原因；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的原因；第五章，文学观念之演进所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这一总论性的文字，是作者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史观的集中体现。不难发现，“演进”与“复古”是构成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支撑理念。

　　1929年光明书局出版的谭正碧的著作就叫《中国文学进化史》，足见进化论思想的深人人心。将进化论的思想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便有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演进”一词。实际上，“演进”一词，正是当时新文化精神的某种体现。胡适在评价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将其概括为“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这一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其中显然具有进化论的思想内容。进化论的思想，在当时是浸透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时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就年初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关于早在20年前就提出的“新史学”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定义，梁启超有新的理解和解释：自然一系的活动受因果律的支配，不具有进化的性质；文化一系的活动则具有进化的性质，而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且不论这种划分有多少科学合理的成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思维本身对进化论的认可。尽管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学者并未简单地认为陶潜就比屈原进化得高级，但从进化的角度看文学的历史时必然具有的那种认识，却是十分显眼的。例如，郭绍虞说：

　　所以我以为文学观念假使不经过唐代文人宋代的复古主张，则文学批评的进行，正式一帆风顺尽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里程中应有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