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学毕业论文

　　摘要：文艺与的关系以及文艺大众化问题，是瞿秋白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瞿秋自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而贯穿其中的政治血脉则是“阶级斗争”，它反映了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对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瞿秋白也以此建立起一套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批评模式。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瞿秋白；文学；政治；大众化

　　在中国现代的文艺理论家中，瞿秋白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位，他的文艺思想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仅从文学角度考虑，就很难将他从众多的文艺理论家中凸现出来，尤其是当政治家瞿秋白和文学家瞿秋白渐渐合而为一，最终在我们面前叠印出一个有着巨大复杂性的“文人”形象时，从文学或政治的单一角度出发的任何探讨与研究都有可能失之偏颇。因此，简单而安全的办法是：不仅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且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特殊爱好；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敏感又必然使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一种政治式。瞿秋白的文艺论著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式写作，而且还是一种比较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这就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写作从根源上说，表现为一种以其基本原理为支撑，运用的是一种政治和知识的，并且是间接断定性的，因为这种写作的每个字词只不过是紧紧指示着一组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支托着它的原则。”也就是说瞿秋白的文艺论著所表达的，是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原理和带有政治色彩的知识语言，对文艺进行合乎的推演的文艺观。而支撑它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瞿秋白自从走上政治的不归之路后，虽屡有波折，但毕竟始终浸淫其中。因此，早年对于文学的向往也好，爱好也好，终究没有导引他走单纯的文学之路。由此他对文学的论述和批评就不可能象一个“行家”那样，从纯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的内部展开，他论述得更多的则是些“外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政治”和“文艺大众化”这两个方面。

　　一、文艺与政治

　　瞿秋白的文艺思想是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形成的。这是一个各种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时期：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的对峙，加上虎视眈眈、蠢蠢欲动的东邻日本，真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对文学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连中国的标志性人物鲁迅也说出了这样的话：“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挣，……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着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因为失去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眼前的危机、斗争激动了那一代的作家，他们被要求(或自愿)去开辟政治、军事斗争之外的第二个战场——“文艺战线”。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随后是“左联”。左翼文学家们充满急迫感和使命感地强调文学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文学应当而且可以成为斗争的工具和武器。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拥有的共同认识和当时现实斗争的现状，无疑对瞿秋白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作为当时党内的首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自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也是一个“工具论”者。但与其他作家、理论家不同的是：瞿秋白对“工具论”理论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对瞿秋白而言，首要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是为“工具论”寻找出它的合法性依据，即要回答：为什么文学能够成为政治(阶级)斗争的工具呢?瞿秋自在阐述这个问题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套术语和话语方式，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意识形态”、“上层”、“阶级斗争”等观念，而且推演的规则我们也是了如指掌的：文艺是上层建筑，反映着基础和社会生活，与社会现象相联系，它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既然是这样，接下去的阐述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学要“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首先面对的当然是阶级斗争。进而瞿秋白认为，文学能“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文学的政治功能也由此产生。

　　“工具论”的首要难题——合法性依据——因此得到了解决。但与一些极左的“工具论”者相比，瞿秋白还能够给文学的政治功能划出一个界限：文学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只是在“相当的程度之内”影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阶级的形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