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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话写”?将这样的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似乎有些小题大做，其实决非如此。“五四”革命使白话成为部颁布通令规定使用的，但是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化在“五四”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彻底完成，言文之间显然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因此，瞿秋白认为“五四”以后的所谓“新式白话，大半让人看不懂”。他将“五四”以前士大夫用的文言称作“周朝话”(因为它虽省略但模糊)；而“五四”式的白话文却被他称为“非驴非马”的“骡子话”。瞿秋白不仅否定了所谓的“周朝话”和“五四式的白话”，还否定了当时的文坛一度流行的“章回体的白话”，将其称为“假白话”，因为这种话“显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话”。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话来写呢?在语言文字方面瞿秋白的核心主张是“言文一致”，所以在他的一些论述文字改革的文章中，他都奋力倡导这种“言文一致”的“文腔革命”。其“一致”的目的是使“大众”不必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够与文学沟通，理解文学中所承裁、传达的信息。“一致”的方法则是“建立中国现代的普通话文腔和文字”。在瞿秋白看来，只有人们看得懂的才是好文字。所以，如果有好的“内容”，但不用朴素易懂的文字语言来表达，大众就不能理解你要说什么，作家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仍不会缩短。他认为，对此更着急的应该是作者们，因为作家们要“思想”，就要找寻一种与“大众”一致的语言，要说得让“大众”能够听得懂。朝着这个目标，瞿秋白指出最终、最好的方法是“用现代人的普通话来写——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还要用现代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瞿秋白甚至还亲自动手创作了运用上海方言形式的说唱文学作品，以此来为自己的理论主张作证。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应该承认瞿秋白的上述观点在某些方面不元偏颇，他为了达到政治目标，而将文学的某一个方面过分地夸大了。其实，现代白话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形成中的东西，文言、等等势必对其形成影响，并且参与到正在进行的语言重构当中去，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与问题的复杂性相比，瞿秋白的主张显得相当的简单化：“言文一致”的目标显得有些虚幻，它在语言学理论上甚至是不可能成立的。当然，瞿不会过多地考虑这些，他开始倡导语言、文字改革是受苏联的影响，其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十分明晰的。说到底“为大众服务”的提法实际上是要把某种观念灌输进他们的大脑，口号的倡导者才是真正对文学拥有权利的人，“大众”只是接受者。但是瞿秋自主张的基本精神，与毛泽东1942年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应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观点是一脉相通的。
第二个问题是“写什么东西”?在这个问号之后，瞿秋白针对当时左翼文艺队伍内部曾经出现的“大众化的革命文艺”只能“表现革命”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大众文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题材”，但是必须“最迅速的反映现在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而且“普洛作家所写的工农民众和一切题材，都要从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关系及社会斗争。”同时，除无产阶级观点外，还“应当经过对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的必然和发展。”他的这一观点，无疑是从文艺理论关于题材选择的论述中衍化来的，他把观点和文学用“现实”连结起来，尽量说明它已经兼顾了文学和社会现实的生活。虽然在他的这一观点中阶级分析仍旧挤占了较大的文学空间。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为文艺创作洞开了一扇较自由的门扉。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样去写?”在这里瞿秋白谈论的是普洛文学的体裁问题，即文学的形式表达系统。政治宣传式的不仅要注重内容，而且崇尚形式，因为接受者是那些“大众”，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在形式上必须符合广大民众的欣赏习惯，因此，瞿秋白虽然没有对作品的形式作硬性的规定，但他更多强调的是“普洛大众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形式的利用，即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剧等。”由于当时社会上识字人数极端稀少，瞿秋白还提出了连环画以及朗诵、宣唱和讲演等文艺形式，总之要“和口头文学离得很近”的形式。紧接着，他又对上述的说法进行了一些补充：一是依照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二是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份而创造出新的形式。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瞿秋白，他深谙文学的创作规律，力图按文学创作的规律办事，但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又使他的文学理论被更多的打上了政治的印记，以致文学被框定在如此狭窄的天地里，不能施展它的全部拳脚。这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必然，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苛求于前人的。
最后，瞿秋白从他对文艺大众化过程的理解，提出了“要干些什么”的问题，即为普洛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出了“进程表”：第一步，开始俗语文学革命运动；第二步，街头文学运动；第三步，工农通讯运动；第四步，自我批评运动。从上述的进程中可以明显看出，与其说这些运动是文艺运动，毋宁说它们更是政治运动，事实上这些运动的政治成果也的确大大超过了文学成就。
通过以上较为粗疏的概括，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的“工具论”观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他从内容、语言、创作方法、实施步骤等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规定。无疑，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但其中也包含了自己某些独到的见解。作为中共早期的首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建立了一套具有典范意义的文艺批评方式，贯穿其中的政治血脉则是“阶级斗争”，这是他衡文论文的轴心概念。
含茹既深，所发遂厚，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的历史时期，开一代风气之先，其影响是巨大的。尽管从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显然有不足和缺陷，但从总体上和基本的精神上来看，他的主要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他的一系列文艺批评论著，使当时的左翼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具有筚路蓝缕的历史功绩。而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大众化等议题和观点则直接对毛泽东后来的“讲话”形成了影响。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影响持续到1949年后仍然存在，并成为以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的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瞿秋白文艺思想的意义之一。对此，中国理论史将永远记载他所从事的这项“二十世纪的伟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