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学毕业论文(2)

　　尽管瞿秋白总体上持论相当公允，完全符合的辩证法原理，但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他侧重的显然还是的功能，这就使他的看法有时也并非总是那么全面公允，这在披阅他的有关文章时可以看到：他几乎没有对过分夸大文艺的政治作用的言论进行过任何驳斥，而是坚决并且顽强地同各种非“工具论”者(不管他们真的如此还是假扮成非“工具论”者)进行理论上的激战。早在1923年写下的《与人生》中，瞿秋白就否定了纯艺术的观点，在他看来：“生活恬静的时代，纯艺术主义方能得势”，而在“现在如此湍急的生活流中，当然生不出‘绝对艺术派’的诗人”，因为“世问本来也就用不到他”。因此对于要“纯艺术”还是要“为人生的艺术”的问题就根本用不着再多作讨论。在秋白看来“这一最可恨的问题，早已为十月的赤潮卷去”，文艺就只管去“服务政治”好了。一个诗人应“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只要他的作品并“不充满着革命的口头禅就行了”。同样，他在30年代初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问题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文艺是宣传，是政治的“留声机”，至于尊重文艺内部的规律，运用文艺的技巧等等，只不过是为了更巧妙地充当“留声机”而已。鲁迅确实说过“现在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挣，……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但在鲁迅那儿，为政治服务还只是因为一时的特殊情形，但到瞿秋白这儿却绝然地说“文艺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

　　也许，斤斤于秋白论文中某些较绝对的话并不能探知他真实的思想，他之所以那么毫无保留地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作用，是和当时的具体情景分不开的。他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就是针对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自由论而作的。胡、苏认为“文学的最高目的，即在消灭人类间的一切阶级隔阂。”这种超阶级的论调和瞿秋白的观点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但它却以一副貌似公允的面目出现，引起了一些人的赞同。瞿秋白要对之进行反击，就必须站到与对方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去，把政治强调向一个极端。于是，瞿秋白从文学家的阶级性人手，而不是从文学本身的特性出发进行反驳，而且他用来反驳胡、苏等“自由人”、 “第三种人”的批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的方法。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任何对这两者的简单化认定都可能走向极端，导致片面或错误。

　　第二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作为政治的“工具”，文艺的作用应如何发挥?瞿秋白为文艺指定的作用范围是“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就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间接地为政治服务。秋白的这一观点与较早倡导革命文学的人显然是有区别的。在那些早期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看来，文艺竟然是可以“组织生活”，甚至“创造生活”的。于是瞿秋自在指出了他们错误的同时，还对革命文学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例如，他认为文学应当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而用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武装群众，而不是用标语口号和“革命的口头禅”来进行直露而浅薄的讽刺、抨击与谩骂。由此看来，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瞿秋白对文学的作用，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述仍然称得上是经典性的。它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参照阅读，而且后者的理论体系显然是在继承了前者优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的。也正是从此以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容许受到一点怀疑。

　　文学被用作政治斗争后，文学的本质也许就悄悄地离开了它。政治功能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却不是唯一的功能，因为政治毕竟不是文学的本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瞿秋白的文艺观基本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范围，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现实主义流变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反映了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瞿秋白也因此成为左翼文艺理论、特别是“工具论”的代表。

　　二、文艺大众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学和人民关系如何”的问题。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思考是独特而富有成效的，他超越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机械理解的囿囹，首次明确提出了为工农大众服务，进而实现“革命文艺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的观点。据我们考证，他的这个观点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是第一次，它和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与工农相结合”的观点显然有着血缘的联系。

　　其实，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实现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自然结果，这是问题的一面，其间只要经过简单的推演即可成立。问题的另一面是，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而共产党在政治上正是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当然要团结、、动员大多数人，文艺担当起这样的任务正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就必须与大众结合、为大众服务。因为党的利益、大众的利益和正义、进步在这里已经合而为一了。而且，当要确立某个东西的地位时，人们往往向历史去寻求其合法性依据。瞿秋白也正是如此。他认为文学原来就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的长期统治使劳动人民丧失了享受文学的权利。这种历史叙述暗示了“文学为大众服务”的合理性，也是对文艺大众化的一个强有力的辩护。

　　1931年，“普洛文艺”的口号响彻左翼文坛，在这种背景下瞿秋白发表了著名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这是一篇全面、系统阐述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观点的经典论文。在文章尚未谈及具体问题的“引言”部分，瞿秋白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即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处理自己和“大众”的关系问题。瞿批评了那些认为“不能够把艺术降低了去凑合大众的错误”的人，主张“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在如此确定了作家与“大众”的关系之后，瞿秋白才开始谈论他的几个“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