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女性含义的阐释(2)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是指他们的本身，还是一种象征。女性要进行创作，首要的是基础，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创作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决定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重视女性创作的实际决定因素，生活中的女性只有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才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标志着女性主义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是米勒特的《性》。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社会、、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这部作品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示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重视了女性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的阅读与创作，区分了性别的差异。

　　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l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西方l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l9世纪一些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场革命的爆发，女性也参加进去。但革命结束后，她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男人的权利，女性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地位，爆发了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要影响。因此，她们的思想非常激进，并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刻，相对于英美来说更理论化，注重学、、学的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的女性构成，注重妇女与语言的关系，她们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也不再是妇女的经验与历史，而是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符号。她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抗力量，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色彩，把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解构力量，是一种他者的符号化概念，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女性”。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克利斯蒂娃“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预约、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这段话，用女性不可界定的符号学意义，模糊了男女的界限，目的是消解父权制度下的男女二元对立。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男性为了维护二元对立，极力压制女性。为了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身体”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语言，创造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注重重新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利用女性的语言而不是女性自身，作为解构二元对立的男权社会的武器。

　　伊瑞格瑞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位批评家，她对父权制社会中，坚持男女的二元对立做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号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自身已经被符号化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被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性和阳具，女性则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