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学毕(2)
2014-07-04 01:00
导读：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 不
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
不难看出，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主张一经发表，势必石破天惊，深刻影响中国的进程，此时的胡适还保留着一位学者提出问题时应有的审慎态度，不仅坦言“有过激之处”，而且反复强调要经过“直言不讳之讨论”，这从后来发表的文章以“刍议”为题亦可见一斑。
然而，或许是不满于胡适的谨慎，或许是激进的思想驱使，陈独秀在紧随其后的《革命论》中，将胡适犹犹豫豫未能道尽的主张完全彻底地推向了极致：
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日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日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文学。
与《》、《刍议》相对温和的语气不同，陈独秀此文算得上是一篇“战斗檄文”，言语措辞带有强烈的诉求，非但观点越来越偏颇，而且态度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在《文学革命论》发表后不久的一次通信中，陈独秀断然排斥任何质疑白话文运动合理性的声音，他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己对于这场变革的理想化信念，一是要解决语言的贵族化、精英化与新思想、新观念广泛的矛盾，一是要消除语言本身承载的内涵，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涉及到五四时期刻不容缓的思想启蒙运动。由此看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表面上是纯粹的语言之争，其实是现代化进程中新旧两种势力的博弈，早已笼罩上了厚重的社会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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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就评价说：“提倡白话文和反对白话文的双方，从开始就知道文学革命里面牵涉到社会和政治的关系。”正因为此，语言之争才演变为革命与保守之争、启蒙与蒙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理解此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钱锺书在文言白话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
二、异量之美
在新文化运动一路高歌之时，钱锺书还在家乡接受童蒙，对于这场必将深刻影响到他本人学术研究的革命懵然无知，遑论发表意见。然而十几年后，“文白之争”早已尘埃落定，青年钱锺书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了自己对于文言与白话的看法，这就是刊发在《国风》半月刊上的《与张君晓峰书》。在这封信中，钱锺书认为，文言白话之争表面看“已成Deadissue”，“已由时代代为解决”，“无须讨论”，但实际上颇值得反思：昔El新旧两派大起争端，是因为“双方皆未消门户之见’!，“各否认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之价值也”；如今时过境迁，双方“气稍释而矜稍平”，方能有保留地于“异量之美”兼收并蓄。钱锺书接着写道：
窃谓苟自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骖袒比关，正未容轩轾。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涂说之资。往往钩深索隐，难有倍于文言者，……若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皆为存在之事实；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说，二者亦无所去取爱憎。若就应用论之，则弟素持无用主义(Futilitaifanism)非所思存，恐亦非一切有文化之人所思存也。一笑。
由上述文字可以看出，与五四时期新旧两派歇斯底里或气急败坏的论辩态度相比，钱锺书的气度要平和从容得多，这其中自然也有时过境迁、语境大不相同的原因，但立论的角度和思维的方式更是决定这份从容之态的重要因素，请看这封信中的另外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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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Elasticity)不少。而近日风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两段话合观，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钱锺书的立场态度。
首先，在立论的角度上，钱锺书实际上完全摒弃了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待语言功用的立场。信中很清楚地表明，讨论此问题的角度，一是“白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文言白话，各有其美，深赜难解或晓畅易懂全在文章本身，并不关乎文字；二是“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存在即是合理，不必费言空论，心存偏执；至于其他角度(即信中所谓“应用”)，钱锺书则明确表示自己与“一切有文化之人”一样持悲观主义(Futilitarianism)态度，换言之，那种将复杂的语言变革问题简单归结为政治启蒙的实用主义观点，是钱锺书“非所思存”的。审视问题的角度不同，看待问题的结论自然就有差别。对于钱锺书而言，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审视传统，始终是他作为一个批评家和文化人一以贯之的立场。其次，在思维方式上，钱锺书也全然没有当初新旧两派以偏盖全的思维定势，而是以辩证的立场冷静客观地分析文言、白话在文艺创作、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劣，分析二者在现时状态下互通互补的可能。第三，在讨论问题的态度上，钱锺书也没有先人为主、意气用事，而是以一种从容平和的语气阐发自己的意见，决不轻言文言白话的优劣反倒相信“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在他看来，白话在开启民智方面的普及意义，与文学家、批评家以典雅的文言进行创作、从事研究，不应该简单给予一元价值的判断。事实上，如果撇开语言在那个时代所担负的“启蒙”责任，我们早就应该注意到，在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之外，文言、白话并不是决定文学或学术优劣高下的因素，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文言(而且采用的还是典型的传统批评文体)完成，并不影响其流芳百世的价值。当代的读者阅读古典名著、古典诗歌，也不会觉得它们在传情达意上有什么问题。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价值的高低不在于语言的不同，“文言白话，骖袒比美，正未容轩轾’，这种“异量之美”，才是这封信的着力阐发之处，也是今天我们反思白话文运动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钱锺书在1934年的这封信中流露出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他后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语言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