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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迅不能不关注尤其是中国。因为鲁迅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传统在他是稔熟于心的,由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既能游乎其间,又能出乎其中,显得游刃有余;另外,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迥异于传统的外来文明,所以这种种文化的交织碰撞造就了鲁迅中复杂的文化面貌。杨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外古今一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枢纽的研究”。通过对这一枢纽的研究,从而“解剖这个枢纽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脉络原委与深层意义,解剖它在中外古今文学与文化的交互撞击、错综融汇中的承传和独创、求索和开拓、转型和奠基”。这里,既认识到了鲁迅与中外文化的重要联系,更把鲁迅文学置于一个“枢纽”的关键位置,鲁迅文学是一座丰碑,融铸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粹,这一文化定位就充分说明了杨义对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自觉运用。具体到他的批评实践,他在论文《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中,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容量作了归纳分类:第一是对国民性的解剖。杨义认为,“解剖国民性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沉积做一次总的清算,从而汰旧立新,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对国民性的思考也是鲁迅始终不渝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对民族文化很沉郁和苍凉的体验把握,因此,也是中国文化在鲁迅眼中较为本质性的内容。第二是对封建性的礼制文化进行批判。这也是其文化态度的一个亮点。杨义在这里使用了“礼制文化”一词,较有分寸地说明了鲁迅不是对儒家文化的泛泛批判,而是着重于其礼制即封建礼教,因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不能一概否定。第三足对民族文化的综合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新编》的分析中。杨义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对劳动文化的肯定,由实干的英雄和复仇的奴隶身上体现出的文化思考.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他认为鲁迅的文化态度并不偏激,鲁迅既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脊梁,同时也重点批判了具有强烈腐蚀性的一面,后者阻碍了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调整,使发展的步履沉重而缓慢。其中鲁迅对出世离群的文化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采薇》《起死》等几篇都是如此,关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杨义从鲁迅所处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去考察阐释,得出了时代合理性的结论,他认为,“对我们这个已经柔弱的民族来说,特别是国难当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道家就容易使我们成为人家的砧上之肉,鲁迅对道家的批判,.有明显的历史具体性和现实针对性”。
如果把以上的条分缕析综合起来并上升到一个高度去思考,杨义就认为,“鲁迅的文化思维方式足双构的,而非单构的,在‘民族一世界’的双构互补中,建立使一种古老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运行机制”。可见鲁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文化视点,而使之与社会乃至全人类发生联系,希望由此架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的桥梁,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文化巨人的风范,这种风范影响着一批批有眼光有品识的后起之秀。所以,杨义认为,从本质上说,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伟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文明的卓越先驱者。作为一位具有个性的文学研究者,杨义以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及其文学,反之也可以说.鲁迅及其文学也以不俗的人格力量和超凡的魅力深深地感悟着后代的批评家们。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杨义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五四”这个关节点上,现代文学同时与中外古今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碰撞,并取得了与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文学地位。在第三章中,杨义又探讨了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革有着根本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足通过借鉴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通过先驱者的努力,架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架通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桥梁”。“在‘五四’时代,由于借鉴了西方文化,眼光敏锐而心灵开放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获得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系,在变革图强的基本思路下重审本土的传统文化。一种与当代世界气息相通的新的文化思路,正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拓展新的境界”。文化观念转变了,作为文化观念载体的文学或者说受文化观念支配的文学自然不能以它旧有的内容和形式继续发展了。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中,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单从这点上就可见一斑。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结构上看当时的文化和小说的,所以那时有很多理论家都以开阔的眼界力图整体上把握小说的属性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宏观眼光,就意味着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文学,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自身的不足,借鉴他人的优长,这种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我”的观察角度自然就不再囿于封闭的旧模式之内,不再是以旧观旧,而是以新审旧了。西方的文学观是一种进化的文学观,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古”倾向有很大不同,文学进化观肯定了现代文学对的超越,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古人。这种对现时的肯定自然就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恢复了小说的尊严,因为在传统文学中,小说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而在西方的文学观的影响下,现代小说终于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也正鉴于此,杨义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着重选择了小说这种形式。小说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地位由卑微至堂皇,这种文学观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观变化的反映,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的结果,而且现代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时代的个人的种种动向,所以,着重从小说人手,是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较好的切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