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化的贯通批评——论杨义现代文学批(3)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的第三章中，杨义在对“五四”观念尤其是“五四”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后，又具体从“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功利观和批判意识”、“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等方面探讨了变革的文化深度。比如在论述悲剧意识时，就表现出了不同于观念的一面。“他们(新文学作家)用现代的意识观照、观照文化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或的荒谬性。在观察时，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剧因素”。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文学所缺乏的，同时也正是传统文学中文化意识匮乏的表现。在对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在对外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进行借鉴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文化的深度。由文学映现文化，由文化反观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学一文化批评思维方式。

　　再比如，在对女性小说的关注中，杨义也同样是从文化角度着眼。他认为，“‘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文化的一项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的重大胜利”，“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换种说法，就是“性别模式的变化”。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男女两性在生理和文化心理类型上的某些差异，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在封建社会就是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有诗《自责》为证：“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而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潮的兴起，这种封建的文化性别模式有所松动，不仅一些妇女问题在社会上有所反映，而且以女士署名的小说也多起来，女性文学有所显露，直至五四时期，女作家群正式出现。这就是女性文学出现的文化契机。至于“五四”女性文学的共同创作特色，实质上也是文化性别模式变化的流露，比如她们能紧扣时代思潮，充分反映个性，表现一种外向的社会的要求，就是文化观念使然。

　　此外杨义在对现代文学中的大家名流进行探究时，也是有意识地从文化角度切人的。在上述专著中，他分别展开篇章撰写了专题“郁达夫小说的文化心理素质”、“从文化视角看左翼文坛以及丁玲张天翼”、“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二萧文化素质的差异”、“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等，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个案研究或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杨义之所以在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侧重文化的介入，是基于他这样一个前提认识，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下的产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五色斑斓的思潮，都在现代小说家身上打上了各式各样的烙印”。也就是说，他认为现代文学是文化碰撞的直接结果，其中的文化因子特别丰富，在对这个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时，缺少了文化观照，就无从准确把握它的发生和根由。

　　前文已经提到，杨义在对现代文学考察时，重点选择了小说这类文学形式，因为他从现代小说尤其是五四小说中发现了值得挖掘的文化空间。当然也不妨说，杨义敏锐的文化意识使他选择了现代小说，在那里，文学一文化有着最佳的结合点。而且，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他没有仅把文化考察作为对文学研究的单纯的手段工具，而是有着更为开阔的学术心态，他在实践他的文学一时，又感到了建立一种宏观文化心态的必要。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机，既依凭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创建，也依凭于文化心态的健康开阔的接纳，后者尤为重要。这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已有所思考，但尚未充分展开的历史课题。‘五四’新文化的伟大贡献在于它以和科学的精神，打破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几近封闭的总体结构，并且富有创造性地开拓了面向世界的开放型文化心态，从而使这个古老的东方文化出现了返老还童的新机”。在这段话中，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典型的历史现象，强调了开放的文化心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他看来，对这种文化心态考察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通过文学，比如小说。如果“小说处在中外文化撞击期”，那么它就会“成为文化心态的晴雨表”。其实早在上世纪初，梁启超就把小说学与文化学作为两种学科联系起来，但真正把二者融会贯通的还是“五四”，五四新文化先驱们以开放的文化态解放了现代小说的创造力，为其输入了丰富的文化信息。

　　杨义曾说过：“应该给中国文学与文化发一张中国式的身份证，让它与现代世界对话。”这就流露了一个真正学者的理想追求。对于杨义，学术研究已超越了狭隘的功利层面，成了一份沉甸甸的有益于民族和人类的事业了。由文学而文化，由文化而民族，这是杨义的治学阶梯。通过文学小天地思索整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这种以文学研究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态度，正是一个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情怀，是承继了关心国事民瘼积极人世的传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在这点上，杨义是深刻解并继承着他的文学先辈鲁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