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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现象初探——试析对文学现状的忧虑(3)

2014-07-13 01:25
　　
　　实际上不论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酷评家都大大改变了以往的批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使争鸣成为可能。这时候大众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酷评的时代就是大众的时代，尽管由于某些作家的无能和作品质量的低劣还不可能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酷评在各种大众传媒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专业的文学杂志还都是体制的附庸品。酷评家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
　　
　　真正使酷评发挥作用的是网络。网络最大限度地考验着体制的承受力，在很多时候二者形成了颇为紧张的关系。致使体制的代言人们不得不出来对话。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2006年的韩白之争，白烨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最后竟然用闭嘴的方式来维护个人的尊严，他无法想象的是，或许他表现出一种貌似君子的大度人格，但是体制批评家的尊严随着这次论争的结束而丧失殆尽。酷评在网络上越来越游刃有余，它不仅不断地突破文学体制的底线，更有意思的是使文学批评成了大众狂欢。文学在这种意义上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或许更为根本的是，人民需要酷评家。

　　网络狂欢的存在很多是非理性的，所以尽管酷评影响了读者和大众，但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在这一方面体制的一些苦苦追求文学真实的批评家们做出了宝贵的尝试。

　　以批评贾平凹闻名的文学博士李建军在2004年联合另外九博士编出了一本《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对当红作家尤其是那些被捧为大师的作家提出尖锐的批评，可谓振聋发聩，这本书也代表了文学酷评的最高水平。同年出版的还有《五作家批判书》，同样是一本震撼人心之作。近几年有影响的酷评集还包括《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十美女作家批判书》等。这些批评尽管水平上参差不齐，有些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总体上对中国文学的警醒作用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抹杀的。

　　2．文化批评家的文学情结

　　是现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传统，这与五四那一代人的学术涵养有很大关系，鲁迅、林语堂、梁漱溟、辜鸿铭、钱钟书、梁实秋、费孝通、陈独秀……一个国将不国的时代竟然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而且他们使黑暗的天空熠熠升辉，而现在这样以无耻为光荣的时代，连良知和思考都会光明正大的无耻，何谈大师?亦何谈文学?

　　80年代的文化研究有回到五四传统的自觉，但是90年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人们在争先恐后地制造一种去化时代的假象，文学理论家出于对文学的失望或者对学术热潮的追赶纷纷转入到文化研究中来。这些带着文学背景的文化批评家必然以文学为批评对象，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批评，当然我同样称之为酷评，只是文化批评家的文学情结和文学批评家又有着明显地不同。文化批评因为主要以大众文化为主要批评对象，以为假想敌，文学体制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批评家表现出来更为宏观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更为宝贵的是这些人把目光触及到更为根本的体制，使我们能够看出文学衰落的背后所隐匿的文化政治学的根由。朱大可先生的《流氓的盛筵》可以说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另外比较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还有张柠、张宏和张念等。

　　3．广告式批评与文学家的生财之道
　　现在我们再来冷静地分析一下广告式批评。首先一个问题作家有没有作广告的权利?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广告式批评，严格来讲，它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就像我们知道电视广告是一种促销手段一样，广告式批评本来就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不能情绪化地以真实为尺度来要求它。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广告式批评正是市场体制下文学家的生财之道，不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是这个神圣的权利。特别是对那些文学编辑来说广告式批评的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理应受到尊重。

　　当然它也应该遵守一个底线，广告式批评必须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地方，比如书的扉页或者允许做广告的大众媒体，而不能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而且从写作的体式和字数上都应该有一个底限，长篇大论或者集中讨论就有些无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