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主义语言学综观学毕业论文(3)

　　在Lacan的理论中，意义秩序(symbolicorder)就是一个符号系统(sing—system)，Lacna指出symbolicorder(symbol与signiifer／singifed的关系)是实践的总和。lacna认为意义秩序(symbolicodrer)是男权制的，置身于文化中就是从属于男权制下，而意义是话语与所指物之间的关系，lacan认为意义是语境的社会结构和互动的功能，同时又是社会结构和互动的自我建构。意义是在一定的语境下在个人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而又限定了文化和主体位置(subject—opsi-tion)。主体性是意义的结果。成为社会主体性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把自己置身于语言的过程(Cameron，1992)。女性主义理论者对lacna理论的女性主义解释为：在这个场所中，男性和女性儿童就进入了不同的意义秩序(symbolicodrer)，二者不同的原因就是菲勒斯(phallus)的关健的位置(crucialopsition)，这是控制整个order的symbol(象征符号)，也是性别差异的标志。

　　Lacan的这种观点启发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一个是LuceIrigary，另一个是JuliaKristeva。LuceIrigary做了一个分析实验，分析了在不同话语中男性和女性的实际话语，包括一些心理分析的学术研讨会的录音，她得出这样的结论：(1)女性不象男性那样使自己成为谈话主体，男性开始写句子时更多地使用代词I(je法语)开始。(2)女性很难发话(speak)，在谈话中总是不能清析地展示自己，基于此，她反对用语言性别差异中性化的方法来解决女性问题，而要在语言、文化和社会中找到两性间更好的平衡。Juliakristeva的兴趣在于改变现状，认为女性符号语言的瓦解可以带来社会变革。她认为一个人的主体位置在进入symbolicorder时，男性可以获得一个女性位置，而女性也可获得男性位置。那么JuliaKristeva就认为：女性要争取自由平等权力就得溶入这个社会秩序(symbolicorder)而不是被边缘化(Cameorn，1992)。

　　四、中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研究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语言学界对“性别语言”虽然有些进步，总体而言，仍进展缓慢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我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发展状况基本上还处在80年代的发展水平，即分析男女性别的差异阶段，也是二元论阶段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只是属于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发展空间。还有些社会语言学者在其社会语言学专著中探讨了语言与性别问题。有的从语音、用语交谈等方面论述了男女语言表达差异，并简单地综述了国内外性别研究状况。

　　二是分析性别语言差异并引入西方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杨永林(2004)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一功能，称谓，性别篇》中详细综述了西方的性别理论发展史，论述了性别差异现象在中的具体表现，并从，话语分析，跨文化等方面论述了男女性别差异，这些仍然是传统的性别差异模式，只是强化了人们对女性话语劣势的偏见。杨永林指出，“女性承担着生儿育女的社会职责，将对子女的话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年轻女性的话语行为有助于语言学家对于语言变化的前景的预示”。他还认为，女性应“承担着生儿育女的社会职责”反映了很大_部分社会语言学家的态度。慈丽妍在(2006)论述了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和心基础上的女性主义理论。鲁玉玲(2002)论述克莉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对父权制的男女二元对立的颠覆性意义及其女权主义的意义。

　　三是中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新文化运动以后，进入中国，“”和“科学”成为时代潮流。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既批复古又反对把妇女解放引向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轨道上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体系。他们主张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根本出发点，以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为根本目标，以革命为根本途径，以劳动妇女为根本依靠力量，将妇女解放运动收编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方面军。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从此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新时代。但是我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仍然停留在语言性别的差异分析以及介绍西方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上，没有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