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藏学研究的进展学毕业论文(5)
2014-08-08 02:52
导读：（二）国外藏学与国家现实的关系日益密切 近年来，研究近和当代西藏的学者逐渐增多，国外藏学与现实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和国
（二）国外藏学与国家现实的关系日益密切
近年来，研究近和当代西藏的学者逐渐增多，国外藏学与现实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信仰自由报告西藏部分以及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InformationNetwork，简称TIN），促进了国外藏学与“西藏问题”的联系，使国外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经世致用”、“参与研究”，成为一些外国藏学家研究西藏的宗旨，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外藏学为国家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竭力为西藏独立辩解
由历史环境、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学术传统所决定，外国藏学家中，不少人都将西藏视为独立国家，因而他们的论著几乎都贯穿着一个主题――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是对这个国家的占领，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在贝尔的《西藏今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荣赫鹏的《印度与西藏》（汉译书名为《英国侵略西藏史》），黎吉生的《西藏简史》，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等书中有充分的论述。同时，部分流亡国外的藏族学者，在其论着中大肆鼓吹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为西藏独立造舆论，以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为代表。由于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被西方人视为“西藏通”，因而他们的作品在国外影响很大，成为西藏独立的支柱。
2、积极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西方的
人类学和
社会学强调“参与研究”，这包括经济参与――推动当地发展，政治参与――为有关当局出谋划策。在“西藏问题”上，这种“参与研究”的特点十分鲜明。在这方面，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尔斯坦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雪山狮子与龙――美国、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以及他和卡普斯坦主编的《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中，带着一种“使命感”，积极为中国、美国、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献计献策。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在《雪山狮子与龙》一书中，提供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条“中间道路”。戈尔斯坦说：“我们不能指望在对现在正处于其十字路口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冲突没有清楚的了解的情况下，求得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希望该书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使美国能够进行一次解决这个冲突的对话。
戈尔斯坦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央同达赖喇嘛进行的几次会谈进行了，不仅揭示了“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证明，“西藏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达赖喇嘛之所以不能回归西藏，关键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因错误估计自己的实力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而导致的战略和策略的失误造成的。他写道：“北京当局在1978－1979年就希望抛开西藏问题，寻求与达赖喇嘛达成和解。他们自视为实行了改善西藏环境的政策的改革者，并且正确地考虑到与达赖喇嘛关系的正常化将是他们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的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谈中怎样对汉人作出反应。”“他们应当采取一种更为调和的姿态，确信这对他们来说，是求得自己能够保持一个种族意义上的‘西藏人的’西藏的最佳待遇的唯一机会。”然而，流亡政府受到重建“大西藏”－－即重建一个包括传统的“政治的西藏”和“种族的西藏”的西藏的严重束缚，这是从流亡政府所面临的实际状况来考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去流亡政府中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区的官员和信徒的支持。因而在同中共会谈时，他们“只谈一般的条件，例如展示有关西藏和汉藏关系的历史文献。所以，这些磋商就没有认真考虑和对待关于达赖喇嘛回归的实质性问题。藏人只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发表了一个评论，‘附带’陈述，假如中国愿意向提供‘一国两制’的选择，西藏就应当得到远远高于‘一国两制’的地位。汉人对藏人所持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流亡者以友好和愿意合作的方式来商谈关于他们回归的细节，当他们表明，要以不准备接受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西藏的方式，坚持要谈判一般问题和过去的历史时，便使会谈受挫。北京希望和解，但不希望在西藏自治区的政治统治中的变化的问题上同流亡者进行一种真正的与和取（讲价钱）。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不仅没有使‘西藏问题’的解决产生新的进展，而且还在北京关于与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行性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后来于1982年举行的会谈中，流亡当局以不对会谈发表评论的方式表示出某种善意，可是同时又继续攻击汉人的政策和在西藏践踏人权，……甚至还指控汉人进行种族灭绝。达兰萨拉仍然感到寻求一种敌对的互动模式，比强调和注重友谊与和谐融洽更加称心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