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学毕业论文(3)
2014-09-30 01:39
导读：其次，在余先生重要且富洞见的研究范式中，强调王安石与道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共同的基础。例如，欧阳修以及其他古文运动的思想家与王安石不同，
其次，在余先生重要且富洞见的研究范式中，强调王安石与道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共同的基础。例如，欧阳修以及其他古文运动的思想家与王安石不同，他们没有将内圣与外王联系在一起，因此，从古文运动转向道学的关键环节是王安石将内圣看成是外王的基础。寻求三代之治和重返经典等等，王安石与道学家处在同一个"谈辩境域" 或"话语"中。只是，相对于王安石的内圣进路及其思想中显见的佛教影响，道学是在反对王安石新学与新法的脉络中发展的（卷1，67-102页）。王安石作为宋代第一位成功地"得君行道"的士大夫，其崛起构成了另一条脉络中的关键转折点，他鼓舞了其他士大夫致力于共治天下的理想。既然朱熹和其他道学领袖们都梦想着与皇帝有这样的诚信关系，这就构成了熙宁变法时代与后王安石时代具有连续性的一个例证（例见，卷1，18-26页）。尽管王安石极大地影响了道学，道学领袖们视他为主要的论敌，关注其思想中的非正统观念，但是认真研究他们的共同基础，而不仅仅是关注彼此的差异，对于理解道学的变化则是十分重要的。余先生的范式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例如，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合作如何在君臣更为专权的发展中构成了分水岭（卷1，313-334页）。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这部著作中，不同的线索交织成一幅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分子努力参与政治的绚丽图画。
尽管余先生提出了强硬的论题，并提供了很难反驳的根据，但我以为，如果他在使用道学与这两个范畴的时候，能够更多地注意前后一致，并略作区分，那么这部著作会更具说服力。在进一步讨论前，我应该承认三点：第一，我意识到大多数历史学家以及一般人往往沿用惯例，很随意地使用这两个术语而不注意其不同涵义；而且我知道，要大家像我下文讨论中所要求的那样注意前后一致性，也不太合乎情理。但是，讨论儒家思想及学派的史学家与哲学家在使用它们时应保持较高的一致性，这个要求还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每位专家能够解释一下是如何以及为何使用这些术语的话，我想对中国研究至少是有益的。第二，我想指出，余先生属于该领域极少数能为他所使用这些术语作出解释的学者。第三，我知道，余先生有意回避了道学的争辩，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研究只关心宋代道学与政治文化是如何互动的（卷1，22页）。他也时而表示，道学与理学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与多
数学者一样，他时而使用道学，时而又交替使用理学。在有些地方（例如卷2，26页），他注意到宋代已给我们所谓"理学"贴上的"道学"或"道学群"的标签（卷2，26页），而且在宋代史料中，道学（而不是理学）是更常见的术语（卷2，101页）。尽管如此，他仍指出，理学今天已被用得最广，且以为理学更显客观，因此他觉得没必要争辩其用法。不管怎样，余先生对于道学与理学的讨论是很复杂的；而且他的论述散落于两卷本大著中，所涉重点也有所不同，因而对读者来说，要将这些零散的讨论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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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沿用道学专指程朱学派的习惯用法，而认为理学可以包括其他学派（卷1，33页）。他据此下断言说，将朱熹与吕祖谦编撰的《近思录》"代表南宋道学家关于道学的基本看法"（即以程氏兄弟为主的北宋五子的哲学），"是不致引起任何争议的"（卷1，34页）。但是，在《
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陈来教授注意到了《诸儒鸣道集》，它稍早于《近思录》，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道学的另一个版本。在看了陈教授所发现的这本12世纪中叶的选集后，我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论著中多次引用这条材料，用于证明道学起初要宽于程朱哲学。我还认为，朱熹可能想通过《近思录》（得到吕祖谦的肯定与合作）取代和纠正《诸儒鸣道集》宽泛的道学观念。此外，编撰《近思录》的最初目的，就是为研读朱熹确认的北宋道学家的哲学提供入门书。要理解朱熹在1170年代关于道学谱系界限的观念，我们还应当关注他的《伊洛渊源录》。这本著作记载吕、胡两家的篇幅比周敦颐要多，因此在1170年代，朱熹的道学观念还不像他后来的（他的朋友吕祖谦逝世后）那么狭窄，他后来在论述道学时则略去了他们。我在别处曾论证过，尤其是在失去吕祖谦这位学侣后，朱熹致力于提出一种更为狭窄的道学观，使自己直承北宋五子。因此在我看来，继续把《近思录》视为道学或南宋初期所指的道学的基础，是有争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