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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的实验.后现代批评学毕业论文

2014-09-29 01:13 一、新话语的播撒
生活的复杂性及形成的无序性使一切理性的预设都变成了谎言。特别是在一个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多元混杂和多元共生的现象更可能成为一种常态，任何单一的描述都将像损毁的罗盘而失灵。九十年代的让人们强化了这种思考。一方面广大稳固地坚持着向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退守，另一方面较为繁华的都市又坚挺着向更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迈进。在此期间它们不仅互相包容和浸透，还不同程度地接受着西方发达国家涌进来的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及改变。复杂的社会背景为各种文化提供了舞台，于是我们看到了前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等等不同身分的人们的表演。曾经有人说，中国不存在后现代主义。从他们不提倡这种文化的角度说，其断言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事实看，他们的论断过于主观，因为起码我们不能忽视一大批这种文化的代言人的存在。
后现代主义源自西方世界，兴起于五十年代。它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就法国来说，它和“红色风暴”，即一九六八年的青年学生运动的失败有关。经历这场革命运动，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意识到，就知识分子自身的力量要想从上解决社会，几乎近于绝望。所以他们剔除了“广场情结”，回到思想领域，决定以文化的方式冲击社会。当时的法国思想界还处在结构主义统治的时代。广大知识分子在学运的失败中体味到了结构主义的保守性，以为这一思潮的“结构”原则为社会统治者提供了基础，因而纷纷对它进行解构。于是在法国出现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其重要人物有富科、罗兰·巴特、德里达等。这种思潮传入美国，在耶鲁大学“四人帮”（保罗·德曼、勃鲁姆、米勒、费什）那里激起了更大的回响。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共震自有其特殊的原因。从美国的社会形态看，像丹尼尔·贝尔所说，已完全进入到了后工业社会。从泛文化形态看，后现代主义早已蔓延，只需指认出来。根据杰姆逊所言，后现代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关于后现代主义特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概括和归纳。少者五、六种，多者可达十几种。摘其主要的几点，大致是反对中心，反对意义，反对深度模式，而主张差异性、平面化、非连续性等。
后现代主义传入我国最早时限是八〇年，但真正产生了影响是八十年代中期。此时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其在西方世界已经接近尾声。使后现代主义成为中国的一种理论话语的是美国学者杰姆逊。一九八五年他应约到北京大学讲演，后来唐小兵将他的讲演整理成书，叫做《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交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原来中国的学界只谈现代主义或现代派。但对现代主义或现代派究竟是何物其实也不甚了了，许多人还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杰姆逊的讲演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一时间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思想风景线。但是由于人们还未从现代主义的热潮中走出，所以对杰姆逊的讲演只是作为一种知识而接受下来，却没有思想上的回应。到八十年代末陈晓明、王宁、张颐武等人开始操作这种语言。虽然亲历过一场政治震荡，可他们的热情并未削减。进入九十年代，伴随市场的大幅度展开，他们更加活跃。除了播撒、操作而外，他们还出版了译著《走向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专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王岳川），使后现代话语成为九十年代初期文学批评的强劲话语。
任何一种话语的引进，必须考虑到它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话语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而后工业社会，根据丹尼尔·贝尔的描述，必须具备三大指标：高、信息化、商品化。可中国，却还处于前现代化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引入后现代话语，乃至推为主流，是否合适，不能不成为令人焦虑的问题。陈晓明、张颐武等深知这是必须解决而不能轻易绕过的问题。因之他们搜索枯肠、对后现代话语的引入给出各种合法性的理由。能够给我们提供这种认识的有陈晓明的《填平鸿沟，划清界限》（《文艺研究》一九九四年一期）、《后现代主义：未亡人的挽歌》（《钟山》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历史转型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张颐武的《后现代与汉语文化》（《钟山》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