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的实验.后现代批评学毕业论文(3)
2014-09-29 01:13
导读：是后现代主义先天地富于一种魅力，还是它能够帮助批评家方便地实现对主流文化的解构策略，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颇为清晰，就是的后现代批评在实
是后现代主义先天地富于一种魅力，还是它能够帮助批评家方便地实现对主流文化的解构策略，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颇为清晰，就是的后现代批评在实践操作中十分感兴趣于“意义消亡”的言说。其实无论从理念的角度说，还是从生活实际的角度说，意义都是不会消亡的。除非人的追求终止了，人的伦理观念彻底瘫塌了，人重新回到原始浑顿状态，意义成了生存的累赘，否则它将继续被寻找、被创造。而先锋小说也并非是后现代主义批评最理想的阐释对象。因为余华、苏童、洪峰等的小说不但具有的深度，还具有心理的深度。至于“新写实”小说更是他们观照上的错位。因为那里融进了更深的人文关怀。它们更需要用现实主义或现代现实主义话语系统解读。而后现代主义批评对他们的阐释明显地带有夸大的性质。
不过，他们的有意夸大和误读也表现了他们推行新话语的决心。假若不作苛求，那么可以说，他们选择的主要对象──先锋小说，多少也还能够进入他们的框架，起码这些小说家曾师从过博尔赫斯、罗布──格里耶、海勒、塞林格、巴塞尔姆、巴思、卡尔维诺等。尤其马原和孙甘露的创作浸透了更多的后现代因素。
意义的涵盖面极宽，它涉及到生存的所有方面及所有关于它们的立法，如社会理想、人生信念、伦理价值、理性律令等等。这使后现代主义批评家能够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它进行解构。
张颐武所关注的是先锋小说对理想主义的解构。应当说这位批评家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二十世纪以降，人们基本上是在理想主义的推动下走过后面的全部历程的。然而恰恰是“‘五四’以来我们文化所信仰和追求的一系列理想和信念不仅仅面对着商品带来的冲击，也面对着来自文化或文学内部的挑战。这种挑战试图消解和颠倒我们文化赖以生存的理想。”作出这种挑战的就是“实验小说”，它们“动摇了我们意识的基础”。张颐武没有对理想主义给出准确的含义。但他用一种模糊的语言告诉我们它表现为“历史决定论的信念”。“这种历史崇拜”长时间地规定文学的写作，“在十七年的文学中追溯革命的光荣历史成了一股潮流，它适应那一的历史陈述，并依据这一历史陈述的权威性来展开叙述。《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等作品就是文学向历史靠拢的作品。”新时期以来，“从王蒙的《蝴蝶》到张炜的《古船》”也在强化着既定的历史观念，并围绕它而展开宏大的叙事。“但在实验小说的探索中，‘历史’的概念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严厉的攻击。他们不是反思或质疑某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干脆把历史本身当成质疑的对象。历史真实被视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而决定论的荒谬性则更为明显。”在张颐武看来，最能表现“历史决定论的荒谬性”的文本是格非的《大年》。在小说中“二流子豹子由于看到了地主家美丽的姨太太而萌夺取之志，他于是组织了一个新四军的支队，自称支队长，最终整死了地主。但他背后的支持者、私人教师唐敬尧也因为对这位姨太太的欲望而杀死了豹子，却声称豹子是由于不服从新四军的指令而被处决的。唐敬尧最终与姨太太一同逃走。”历史决定论曾经被注入过一个伟大则神圣的革命，即被压迫者的阶级反抗。这种反抗决定了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大年》让我们看到的“最深的动因却是个人的‘欲望’。欲望借历史的名义出现，这历史的背后隐含着极其强大的权力。格非所揭示的是任何决定论的不确实性，因为无穷的语言与话语的交错和碰撞淹没了任何必然的因素。”如果单从学理上讲，张颐武的阐释存在着严重的悖论。因为后现代文本对深度模式──意义的消解不是表现为对反面意义的建立，而是表现为对传统小说建构方式的彻底颠覆──不指涉现实事件或历史事件，完全属于虚构。一旦我们能对文本进行、能对其中的人物和事物找出现实或历史的对应物，这个文本的后现代性就可疑了。不过，如果从策略的意义讲，他在选择阐释对象上的错位，又可以被我们理解，至少他想要消解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企图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