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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的实验.后现代批评学毕业论文(4)

2014-09-29 01:13
相比于张颐武，陈晓明批评实践更为透明，他直指现实意识形态。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父法”。然而它是镜像之物、幻象之物、象征之物，带有很大的虚幻性，系“幻想和愿望的概括。”他指出，马原以前的创作──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都是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产物。而马原则“反抗意识形态普遍化”。马原的反抗方式“就是虚构故事，而不是复制历史”。他的“写作不再去建构同时代的共同想像关系，不去讲述人们共通的愿望，写作变成纯粹个人经验的挖掘”，换句话说他不接受“父法”的命名，也不承认有什么“父法”，只承认“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洪峰更加极端。他开始渎神，不但不承认“父法”，而且宣布了父亲“作为权威与法的象征”的死亡。《奔丧》的主人公对父亲的死“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完全陷入到“想入非非的爱情游戏”之中。总之，在洪峰的写作中，“父法”“不再威严、神圣、令人恐惧”，它已作为过去的东西被后人摒弃。不只是洪峰，许多先锋小说家都采用这种隐喻的手法表现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正像陈晓明在文章结尾所论：“八十年代前期……文学共同体把自我设想成批判和现实的主体；随着意识形态中心化价值解体，八十年代后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共同体不再有可能建构集体幻想，具有挑战性的先锋派文学（）沉迷于构造孤独个体的精神镜像，发掘‘后个人主义’的经验”，这种经验“隐含着深刻的政治无意识”，实施着对“父法”的反叛。
“自我”横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切断了两者间的根本联系。现代主义高扬自我，以自我冲击客观理性的压制。后现代主义反叛客体世界，同时也放逐自我。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不但是有史以来各种文化的堆积物，而且在高社会里丧失了任何保持住自我的可能性。崇高只是过往理性给予他的人为设定，人的本质从来没有企及过，人只不过是个凡俗物。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深知此问题的重要性，因而几乎都想通过先锋小说证明人文精神的死亡，或者说都想给先锋小说以消失自我的维度，以证明后现代主义存在于中国。曾经怀疑过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可能性的王宁在承认中国确实存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给先锋小说盖上的第一个戳记就是表现了“自我的失落”。他说“中国‘文革’后出现的一大批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与作品”，大都有“寻找自我、启蒙社会的特征。但是，在更为年轻的一代先锋小说家那里，他们这种雄心勃勃的‘启蒙’理想，不过是某种‘乌托邦’而已。所谓自我本质、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在这些先锋小说家眼里，已失去了以往的那种诱惑力。……王朔堪称这批青年的代言人。他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小说……多半写一些在当今社会倍感失落的青年，他们刚刚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和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思想感情上处于真空状态。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和‘后现代’价值观念的冲击，他们往往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整天无所事事，不是纵乐于喝酒、抽烟、打牌、吹牛之中，就是沉溺于无端的口角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之中，主人公决无英雄业绩可言，他们不过是一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反英雄，……如果说，海明威无愧于‘迷惘的一代’的歌手，诺曼·梅勒堪称‘反文化’运动的代言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王朔在80年代的中国便充当了这批失去自我的青年的代言人角色。”
王宁所论的自我迷失的状况多少有点后现代的意思。但无疑有点平面化，浅层次。而且所举实例并不十分准确。拿王朔说话本已勉强，拉刘恒凑数更显生硬。因为无论王朔还是刘恒都不只是要表达自我失形的问题，还有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后者更是作者关注的焦点。把并非主旨的东西当主旨纯粹属于误读，也是有意为之。这种缺少可信性。
相比于王宁，何言红更贴近先锋小说的实际，其语言颇到位。他指出先锋小说写出了“自我的零散化与失名”状态。所谓“零散化与失名”就是“自我并不是作为一个具有人格、感情和感觉的‘自我’而存在的，他只是一堆散乱的、毫无秩序的木块而已。因此，我们无法把这些各自独立、互相之间毫无内在联系的‘碎片’秩序化。”他以余华、格非、刘震云的创作来证明这个描述，说：《单位》和《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就是不断地在丈夫、办事员、父亲、同学、学生等角色之间变换，自我已异化于角色的碎片之中，无法恢复和反回统一的、本真的自我存在。“在《陷阱》和《褐色鸟群》中格非只以‘棋’、‘牌’和‘黑桃’而余华的《世事如烟》干脆以1、2、3、4、5、6等阿拉伯数字作为人物的‘名’，这其实是自我的根本性失名”，“刘震云《单位》中的老乔、老张、老孙、小林、小彭，余华《往事与刑罚》中的陌生人，格非《迷舟》中的萧和杏”，“这是……对自我的简化‘命名’”，人物处在“失名的边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