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的实验.后现代批评学毕业论文(2)
2014-09-29 01:13
导读：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后现代主义话语融入中国文化语境的可能性。陈晓明说:“‘后现代主义’在当今中国,决不是人们憋足劲来一番文化创造,或是酝
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后现代主义话语融入中国文化语境的可能性。陈晓明说:“‘后现代主义’在当今中国,决不是人们憋足劲来一番文化创造,或是酝酿什么时髦的思潮的结果。”张颐武说:“‘后现代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与我们无关的西方话语,而是渗透于我们语言／生存之中的活生生的实在。”
为了证明这种“活生生的实在”，张颐武指出：“汉语文化本身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它不仅在大陆、、香港这样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区域内发生作用，而且还在美洲、东南亚和欧洲广泛存在的华人社区中发生作用。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社区间的互动关系使得汉语作为母语的文化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加深了。”如果这也算个理由的话，那么只能说是微未的理由，它反映了张颐武一贯的“为情造文”的作风。陈晓明显然比他更注重实际。所以他从中国社会形态去寻找根据。他认为：“从整体经济水平而言，中国无疑还处在相当落后的‘中国家’水平。但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各种迹象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不难见到。”他详细地剖析了中国在世界“第三次技术革命”和“第四次技术革命”中的发展状况、渗透着高科技的宏大现代工业体系，还有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设备的速率。他援引了许多数据，用以证明中国的后工业社会的因素。在另一处，他又列举了中国的后工业社会第二个指标，即商业化特征。他说：“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商业社会），尽管骨子里尚难脱中国传统社会的血脉，但其运行规则、存在方式及由此趋向形成的生活态度、价值尺度和感觉方式更接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经营方式及人才制度，日益渗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运作中。”
陈晓明还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中国文化上的后现代性特征。总起来看，他所理解的九十年代是：“所谓的‘精化’已经名存实亡，而其先锋前卫部分，经过一段勉强的困守之后，也开始随波逐流。文化投机主义正在全面抹平‘精英’与‘大众’，‘严肃’和通俗的界限”。“年轻一代的诗人、作家、家、批评家……反权威、反文化、反历史”。像“第三代”群落，“他们高呼‘打倒北岛’，打倒‘人’的口号向文坛冲撞而来，他们标榜‘莽汉主义’，‘没有乌七八糟的使命感’……他们自认是一群小人物，是庸俗‘凡人’”与此相应的是“娱乐行业普遍兴起，通俗读物泛滥，影视行业大规模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观赏替换了阅读，行业取代了思想。……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大批量地生产文化产品，同时又生产文化消费者。”这种以批量方式生产出来的文化的本质就是商业性、消费性。它非常符合后工业社会的第三个指标。关于这一点，张颐武跟他保持相同见解。他说：“以《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为代表的较成熟的电视类型文化的崛起，以崔健的摇滚乐及大批流行歌曲为代表的，以录音磁带为主体的通俗享乐潮流，都是大众文化与商业结合的产物，”都“有后现代性”。陈晓明的挖掘颇有一点道理，但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不要说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就是经济结构的主体部分也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张颐武的表述虽然取值与陈晓明相同，可他对所列现象的阐释却像说刘心武的《风过耳》是后现代作品一样，驴唇不对马嘴。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用“非后现代性”语言来审视它们。然而不管他们的阐释能不能使别人信服，他们自己从中获得了信心，并大面积地播撒后现代话语。在这一过程中王宁、王一川、王岳川、程文超、张法、陈旭光、吴义勤纷纷加盟，使后现代批评成为九十年代初最有生长点的批评话语。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二、意义的消亡：对先锋小说的精神阐释
在引借的各种批评观念中，没有一种的传播可以跟后主义的传播比肩。也没有一种批评的实践能够像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实践那样具有群体性和长时间性。即使先锋文学写作已经明显地向后现代告别，仍有吴义勤孤独地站在原地阻拦作家们的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