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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形态、外部环境与“中国崛起”命题学毕

2014-11-20 01:01 有关崛起的话题，之所以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且已经在各种场合引起广泛讨论，恐怕与以下两个事实有关。　　一个就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总量上取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关于这一点，已经不用多说，实际上，我们谈论“中国崛起”，本身就暗含了一个判断和命题：中国已经处在与以往不一样的阶段上。而支撑这一命题的，首先就是一些统计数字，尤其是经济增长方面的统计数字，比如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以往的增长幅度、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排位的变化、中国公民人均收入在近年来的提高等。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国际机构曾有过报告，说中国经济规模实际上远远超过世界的想象，已居于世界前三名之列，根据这一统计，中国应该列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不再是欠发达国家；而去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场”的声浪，一直没有停息。这些统计和这些声浪，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之外，不能不说有夸大的成份，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说我们现在胖了，就真以为自己就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胖了。但另一方面，世界其它国家纷纷对中国转换了眼光，认为现在中国在GDP上已经不可小视，这多多少少也的确反映出，近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上，无疑是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这种进展的势头还在保持着，否则人家也不至于整天到晚对中国大惊小怪。　　第二个，与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上的显著提高相同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与以往相比也大为不同。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八年字，那就是“局部恶化，整体改观”。　　先说“局部恶化”。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终结、冷战成为往事，自那以后，中国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需要如何调整对外战略，曾经引起无数争论。从国际的一些行为表现来看，直到“911”事件之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不能不说有所恶化，而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苏联帝国解体和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后，美国不再视中国为世界权力生态系中可以利用的第三者，相反开始竭力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而这种东西，不仅体现在意图和思想观念上，还体现在具体的战略行动上，典型的就是重新构筑美日同盟关系、加强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等。中美关系一段时间显得比较紧张。从中美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局部恶化”。当然，在“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基于其政治实用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在某些领域又有所缓和。但从总体来看，中美关系因为及美国对中国长远发展动向疑虑的存在，肯定还会充满不确定性，的相对稳定因此仍是随机的而非结构性的。所以，中国还得做好未来中美关系又陷入新一轮不和谐的准备。　　与中美关系阴晴不定相比照，从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围国家与组织的关系来说，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又在整体改观。这是我要说的中国当前所处外部环境的另外一面。为什么这样来说？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伊拉克战争后，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分散化进程明显加大，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有了纵横摆阖的更大空间。冷战结束以后，美欧还能不能保持以住那样密切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曾经引来很多人的疑虑，有关的说法很多，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苏东解体、美欧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双方不可能再保持冷战期间的那种同盟关系；另一种是，美欧两家分亨了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重大的经济安全利益上也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的合作关系不会因冷战终结而一起结束，因此，不要指望中国能从所谓“美欧分歧”中获得什么战略利益。　　从冷战结束到现在十余年的时间来看，我觉得以上两种说法都有部分道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北约没有消失、相反还东扩了；美国还与欧洲盟友合作，在欧洲打了一场科索沃战争；而且，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导权，也基本掌握在美欧两家，欧洲并没有要与中国分享的意思。客观地说，在整个90年代里，美欧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通畅的，这种合作对它们双方都有利可图。　　但这种情况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已极大改变。如果问去年的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什么？那么我想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所谓“美欧分歧”开始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中使用得最多的词语之一。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裂痕明显加深，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说今天美欧关系弄成这个样子，真的只是布什总统上台之后，布什政府所推行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功劳。小布什的政策是直接诱因，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也要看到造成现在美欧关系大破裂的那些因素，其实在冷战期间就已经存在、而在冷战结束以后又一直在蕴量发展，只不过现在是借着伊拉克战争、一下子被激发出来而更加引人注目了而已。美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偶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更多的迹象表明应该是后者。美国与欧洲之间有经济利益上的分别，自欧元出世之后就存在着与美元的竞争；欧洲在二战之前还曾一直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者，但美国在二战之后却取而代之，今天的欧洲还想恢复往日的文化荣光。因此，往实里说，美欧之间经济利益不同；往虚里说，欧洲自身的意志正在复活，这两点都决定了今后的美欧关系不会平静。　　美欧关系的这种变化当然对中国有利。在整个90年代里，中国都在担心遭到美欧两家的联手遏制，但现在看来这个担心可以解除了。自去年以来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大幅度进展，本身就在说明这个问题，近一段时间欧盟一直在考虑解除对中国的军售制裁限制，它就是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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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战争不仅导致美欧关系恶化，另外，这场战争本身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一次战略失误。同样用八个字来概括，美国的战略失误乃是“化友为敌，促敌成友”。化友为敌就是使自己的老盟友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而促敌成友，就是使中东地区原先并不团结的伊斯兰世界，因共同的敌人美国而加强了团结，一些恐怖组织也加紧了合作共同对付美国。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因此看起来真的陷入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而目前美国在伊拉克上所陷入的窘境，就是明摆着的表现。　　美国对外战略的失误，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受牵制力量增多，美国在战略上的行动自由因此也大大受限。这样一来，美国就不太可能继续把很大的精力用来遏制，相反要与中国达成一些合作，以免战线过多、无力应付。现在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中国与欧洲在接近，而美国对中国也稍微放软了身段。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纵横摆阖的空间在扩大。这当然是对中国是有利的。　　其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世界的变化。　　有理由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东亚，已不再是以往的那个东亚。简单地说，东亚世界已经和正在经历以下三个关键性改变：一是民族国家普遍成熟，各国的自主行动能力和自主意志大大增强。典型的如最近的韩国国会选举，所谓“386”一代人开始步入韩国的前台，这一代人的总体倾向，是更加重视与亚洲的关系而非同美国的关系，对中国的亲近度也大于对美国的亲近度。众所周知，现任总统卢武铉，就是靠大喊反美口号竞选上台的。二是东南亚国家间政治一体化程度提高，其共同行为能力增强。自1967年5个东南亚国家成立东盟组织后，目前的东盟已为10个国家的联合组织，并且与东北亚国家间开展了有效的对话协调。东南亚国家开始以某种共同的意志出现，这对东亚、亚洲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如何按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它会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及与东亚世界经济关联程度在近年来正大幅提高。　　以上这些事实都在表明，东亚世界正在某些局部上重现上曾经有过的历史性国际体系的特征，也就是说，东亚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正在复活。正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弗兰克等历史学家所揭示的那样，19世纪被殖民地化之前的东亚，乃是一个有着高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同质性、相互关联度极其密切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自足一体，虽然存在着中心和主导性国家（所谓朝贡体系），有形式上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争战，但相对与此同时存在的世界其它地区来说，这个地区的战争激烈程度与发生概率，却就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体系内国家之间关系的有序度，也非长时混乱的欧洲可以比拟。作为历史性国际体系，其标志性的特征又在于：1)体系内国家大都具有历史延续性；2)体系内国家具有相通的历史文化背景；3）体系内国家具有明显的对本国际体系的认同。具有自身历史延续性的国家，在长期性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作用下，形成各自的战略与历史传统，这些传统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即国际体系内相互交织、激荡，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常量，则构成了体系本身的战略与历史传统或曰战略与历史定势。东亚世界正是有着自身的历史传统与定势。如同欧洲国际体系一样，今天，东亚世界复活自身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的倾向，也表现得越来越鲜明，它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东亚世界谋求政治自主性的意愿和意志，日趋强烈，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因此同样在受到制约。　　从整体来说，今天的中国虽然在安全上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有些问题如处理不当还可能会葬送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成果于一瞬间，但相对来说，中国现在无论内部综合国力还是外部环境，又重新走过了一个波谷，处在了一个较好的时期。也正因为在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上的这些变化，“中国崛起”这一命题，才渐渐被大家提出来，并且引来极大关注。显然，“中国崛起”这一命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改变对自身的看待方式、进而要调整战略思维、对未来发展重新进行战略规划的意味在内。不过，这也是一个应该慎重对待、细致操作的大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些变化、并从中抽象出有指向性的战略思维变革呢？重要的事情也许是要对以上这些变化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要把它放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文明形态、外部环境及战略思维上所走过的道路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就对以上这些变化、及根据这些变化应该在未来确立什么样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更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从所周知，古代中国在处理国与国、族与族的关系时，所奉行的是乃是“天下主义”的传统。这种“天下主义”战略思维，内含了种族主义的成份，但基本来说是文化主义的，并不看重实际的经济政治利益。这种战略传统，乃是古代中国农耕文明形态与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使然。但近代随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上，却不断处于激烈嬗变中，不同的中国人，也不能不相应调整战略思考方式，以对变化了的情境和现实作出应对。粗略地说，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战略追求，有一个由文化利益为主转向以现实军事、政治、经济利益为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不断改造自身的农业文明传统、而向工商业文明转型，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原先的宗主树状结构转变为平等结构、中国被纳入了现代意义的竞争性国际体系并成为其中的普通一员，是相同步的。　　纵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半多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不难看出，中国在国家目标上的追求在不同时期是不相同的，大致说来，是经历了一个由求存（政治独立）──求强（军事强大）──求富（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分别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当代。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的战略/战略思维不仅与传统战略/战略思维相去甚远，而且在不同时期也差异明显。在第一阶段，战略/战略思维的任务显然是服从于国家统一的需要和求取国家的生存，这是由遭遇外来强敌入侵的战略环境决定的；在第二阶段，美苏冷战的严峻形势迫使中国在初步完成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和统一的同时，奋力追求军事力量的强大，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绵延至今的第三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有所缓和，战略重点则转移到寻求为中国创造一个安全发展的战略环境，与此同时，中国也由综合力量弱小的普通国家跃迁为一个具有地区乃至全球的地区性大国，和世界主要政治力量的关系也变幻为普通大国间的关系。　　与此相应，中国在战略思维上实际上经历了二次范式转换，即：“文化至上”的宗主范式→“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通弱国范式→“国家利益 地区责任”的普通大国范式。 　　正是基于以上对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的双重考察，不难发现，“中国崛起”这一命题，并不是一句空话。相应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应该说，这是一种新的战略思考方式。一定的战略思维，总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定的外部环境的产物，在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调整战略思维以适应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是需要的。　　在中国初步实现文明形态的转型、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强，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新“走回历史”，也就是“崛起”的条件已经开始出现的情况下，现在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调整战略思维，而是如何有效完成战略思维的调整。　　调整战略思维，一方面要看到已经和即将出现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更要有清醒认知。那么，我们正在面临和可能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表达什么才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但说来说去，实际上都离不开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中国目前的外部环境不能说很乐观，统一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如以上所谈，相比以往却又有所改善，关于这一点，这里不想再多说。而从文明形成而论，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中，与传统农耕文明不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工商业社会，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理想追求。这一理想追求今天有没有实现呢？从中国建立起了繁杂丰富的现代体系，和逐渐成熟的市场机制来看，中国社会已远离传统农耕文明形态。前不久看到有个统计数据，说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中，传统农业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已逐年下降，到目前已降到30%左右的水准，这无疑就是一个很好说明；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目前还有七八亿农业人口，社会与城市社会还存在着生活方式与社会保障上的二元对立，“三农”问题还依然是一个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们经常要谈论和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这说明从传统农耕文明转型到现代工商业文明，也并非一日之功，一个实现所谓“现代性”的中国社会，还并没有在东方完全出现。因此，今天在里谈中国崛起，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还要继续展开其“现代性转换”，要基本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　　如何完成此一“现代性”的转换？又需要有一种大的空间视角，要考察一些先发国家在此一进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　　从以往英法美等国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经历看，文明形态变迁中的最大问题，实际上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在这方面，麦尼尔曾经有过非常好的，他所写的《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一书，就曾对此作过详细回答。在18世纪末，困扰英法两国旧体制的基本因素，都与人口大量增长、但当时的城市工商业一时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有关。农业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成为流民，流民聚集在一起，当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成为社会动乱和群众起义的根源。现在人们看1787年的法国革命，多把它归结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事实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国革命主要还是农民问题和人口问题。1789年巴黎人口在60万到70万之间，而从农村流入城市而又找不到工作的流民，就达到10万之多。这一点与今天中国各大城市的状况很相似。　　人口问题酿成了法国革命，这也给英法等国提供了很大经验教训。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英国的办法是移民，早在法国革命前的1717年和1718年英国发生饥荒以后，苏格兰和爱尔兰新教徒移民美洲就已成风气，当时每年移到美洲的，大约有2000人到3000人之多，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移民移走的不仅仅是人口，实际上移走的是社会不满情绪，英国社会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因此得以大大降低。　　人口之所以成为问题，根本的还是与资源不足有关。从英法两国的共同实践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要途径，不是别的，乃是战争。对外发动战争有什么好处？一是可以开拓市场、获取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市场大了、资源多了，国内人口问题解决起来当然就好办多了，所以英法两国都曾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这样就大大缓解了国内社会危机。另外，战争需要军队，扩军备战，那些找不到工作的贫困人口，就可以大量吸收到军队中来，这样一来，当然也就没有人闹事了。在1814年英国征兵达到高峰的时候，英国陆海军曾征募新兵达50万人，这个数字占到了英国在职劳动力总数的将近4%，凡是那些特别容易受政治上不满情绪影响的地区，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青年人几乎都被征去当兵了。而这一情形，同样出现在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　　正如麦尼尔所揭示的那样，从英法等国社会转型经历来看，战争能力的进步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发展之间，有着错综复杂、不可分割、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工商业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作为成本，为获取更多的资源和转移人口过剩压力就不得不对外发动战争开拓市场和资源供给地，而要吸引贫困人口参军打战就不能不提高下层民众的权利，现代世界所说的民主制度、科学精神和自由法则，实际上都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乃是现代战争制度的一个副产品。当然，从英法两国解决人口问题的经历看，节育技术的发展、将牧场改为耕地，等等措施也都起到过一定作用，便相比较起来，他们的作用都要小得多。　　英法等国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文明形态变迁经历，对当代中国的“崛起”及战略思维调整有什么启示呢？大概在以下这些：　　其一，要对“中国崛起”的过程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对它作长期准备和筹划。与英法等国一样，“现代性”的转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短期就可以完成。再以美国为例，它的文明形态变迁，就曾经历过前后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阵痛，其间因南北奴隶制劳动与资本主义两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碰撞而发生过激烈的内战，也曾多次因寻找市场和资源而对外发动过战争，而且在美国内战结束到罗斯新政实施的前后近七十年间，美国社会也因文明转型而发生过无数种族、宗教与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今天中国要“崛起”，在这一点上与美英法等国一样，绝不会是一个短期的过程，中国现在还有那么多农业人口，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都转化为城市人口。那么，这一所谓“现代性”文明转型在中国还需要多少时间呢？我对此比较悲观，认为至少恐怕还需要半个世纪。　　其二，要对“中国崛起”中的成本筹集有精密和考虑。中国崛起不可能再重复先发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再能够转嫁危机和巧取豪夺，如移民、海外殖民、发动战争等。中国有这第多农业人口，没有国家愿意敞开大门接收，如18、19世纪英法大量向外移民的那种国际条件，现在早已复存在；而对外发动战争，不仅有背现行国际社会的道义和舆论，而且所可能付出的代价也要中国三思，显然它也不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不言而喻，今天中国谋求崛起、实现文明形态变迁，所能利用的东西要比当年美英法等国少得多。　　其三，也因为以上两点，要对中国崛起可能对世界和中国自身所引发的冲力有清醒估量。中国是一个有着和平主义传统的国度，不会轻易对外发动战争，但在未来长期化的崛起进程中，因筹集崛起成本成遭遇到的国内国际冲力又将如何解决呢？从历史上来看，完全以和平手段崛起的国度，无疑少之又少。还以美国为例，与一般人所说的截然不同，作为当今世界霸主的美利坚民族，并不是“和平崛起”的，它对弱小国家就多次进行过侵略。美国是有扩张主义传统的，读一读19世纪末的美国海权家马汉的有关著作就能知道，扩张主义在美国战略传统和战略思维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在马汉及他那一时代的美国人看来，这乃美利坚民族肌体健全的重要标志。现在也有人说美国崛起没有挑战英国霸权，这同样与历史事实不符，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与英国打的，美国建国以后，又在1812年与英国发生过战争，经过几次反复较量，英国在美洲大陆的优势地位，才逐渐丧失而转手到了美国手中。有基于此，我们显然不能低估中国未来崛起中的巨大困难，并对可能遇到的不测事态要作预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