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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 lu 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 lu 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 “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 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