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3)

《说文》“分别部居，不相杂厕”[14]（《说文叙》）的文字编次原则，也体现了儒家经学特别是《周易》和易学的影响。在《说文叙》中，许慎称述《周易·系辞》之语，将汉字部首比作八卦。在他看来，仓颉“初造书契”与伏羲“始作《易》八卦”[14]，都是基于对物类的模拟和统摄，二者有着同样的功能：《周易》强调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17]（《系辞上》）；许慎则强调《说文》540部“引而申之，以究万原”[14]。八卦的基本符号是阳爻“—”与阴爻“-　-”。《说文》以“一”部开头，意在凸显这样的思路：“惟初太极(一本作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14]这源于《易传》的太极阴阳理论。《说文》最后一部为“亥”，又反映出“亥而生子，复从一起”[14]的意思，实际上是发挥了《易传》带有循环色彩的通变思想。徐铠曰：“天道终则复始。故亥生子，子生丑，复始于一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义也。”[18]（卷28）此乃《说文》始一终亥的根本意蕴。

《说文》得儒家经学之沾溉，主要还是通过解释字义表现出来的。众所周知，天人合一是以《周易》和易学为代表的儒家经学的最高追求。《易传》借助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人效法天地、效法自然为基础，试图构筑一个天人合一、天地人一体的宇宙图式，并推出了太和、中正的政治理念。《礼记·中庸》也曾提出中和之说。这些都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巨。许慎撰著《说文》时就多有体现。比如说：“三，天地人之道也。”“中，和(一本作内)也，从口丨，上下通。”[14]儒家经学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同样成为许慎阐释字义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如《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古文象君坐形。”“臣，……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14]当然，许慎也曾强调统治者应该重民爱民，对广大百姓实行仁义德治。这从他对“仁”、“义”等字的解释中，可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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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慎之后的经学领域，尽管今古文学合流的趋势仍在发展，但今古文之争远未结束，且依旧影响着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古文经学坚持优势，继续强调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价值。从马融受古学的卢植在给汉灵帝的上疏中说：“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13]（《后汉书·卢植传》）大致与此同时，马融的另一弟子郑玄则以古文为宗，兼治今文，遍注群经，对汉代经学进行了总结，也使语言文字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此后，刘熙撰作《释名》[19]，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以声训为主，以音求义，探寻事物命名由来的专著。以文字声音说义，这在儒家经典如《周易·说卦》、《礼记·中庸》、《孟子·滕文公上》中早已出现。入汉以后，特别是在带有更多今文经学色彩的《春秋繁露》、《白虎通》及各种纬书等著作中，在解释文字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意义时，声训多有使用，并成为其宣传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等神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在《说文》中，声训的例子也有不少。《释名》对此都曾加以取鉴。就体例来说，《释名》略同于《尔雅》而有所发展，可谓赓续和补充《尔雅》之作，所以后人又将其称为《逸雅》，或将其视为《尔雅》之羽翼。

应该说，《释名》的声训基本做到了主要以文字的自然特色和发音特征为依据，但它对儒家经典的有关内容还是多有引述的。如《释天》、《释地》解释“天”、“地”时曾引《易传》之文。书中源于《尔雅》的文字更不在少数。再者，与经学著作不同训而其义实同的文字，在《释名》中也有很多[20]（P207—211）。另外，刘熙在表述自己的语言文字观时，也曾称述儒家经义。而在对涉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文字进行解释时，刘熙更是继承、发挥了儒家经学的传统说教。这些都显示出经学对《释名》的深刻濡染。但必须指出的是，《释名》成书之时，历史已经步入汉末，社会思想的主流业已开始了朝玄学方向的转变，儒家经学受到冲击而大大衰微，对语言文字学的影响力也有所削弱。因此，单就引述经义而言，较之经学极盛之时的《说文解字》，《释名》中的这类现象是明显减少了。

总之，在两汉时期，经学与语言文字学结下了一种不解之缘。经学的独尊和繁盛，极大地调动了士人学子为解读儒家经典而探究文字形音义的积极性，客观上带动了语言文字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一些古文学者，本着信而有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树立了像《说文解字》这样巨大无比的丰碑。但也应该承认，儒家经学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对阐释字义同样存在不少负面影响。尤其在涉及社会伦理方面的文字时，学者们往往为经义所囿，做出牵强附会的解释，很难正确、科学地揭示其含义，有时甚至尽失古初造字之原义。可见，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经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而且也有利于经学思想的宣扬和传播，有利于其统治思想及官方学术地位的巩固和强化。

当然，这些并不能掩蔽语言文字学的本来面目和特有辉煌。比如，《说文》固然可以视为解经之作，而它又反过来大量援引经学著作来解析文字结构，推求文字本义。正是因为这样，黄侃先生一方面说“经学为小学之根据，故汉人多以经学解释小学”，说“段玉裁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为百世不易之法”[12] （P23），另一方面又强调“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有异”[12]（P219），强调“《说文》一书，为说解文字而作，其中间有引经之处，乃以经文证字体，非以字义说经义也”[12]（P88）。况且《说文》引书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经典，而是“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14]，管子、老子、墨子、韩非等诸子著作以及汉代法律、军令等均在援引之列，对其思想观念也有所展示和吸纳。再比如，扬雄撰《方言》，既是对《尔雅》等经学著作的继承，又是对它们的一种超越。《方言》的一些内容，“由地域上分别说明许多形音不同的同义词的差别，比起《尔雅》的并列几个同义词，只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