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湖南赈灾救灾研究(2)
2013-06-06 02:24
导读：2.私赈 官赈之外，私人办赈也占有一定地位。特别是绅士办赈。绅士既是当局与灾黎联系的纽带，同时绅士与灾黎又有千丝万缕的地域、血缘、经济等方面
2.私赈
官赈之外，私人办赈也占有一定地位。特别是绅士办赈。绅士既是当局与灾黎联系的纽带，同时绅士与灾黎又有千丝万缕的地域、血缘、经济等方面的关系。黎民受灾的程度、范围不仅威胁着当局的统治，而且与绅士的利益也有切身的关系，因此，在赈灾活动中，一些有远见的绅士都能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到赈济灾黎的重要性。在赈济过程中，绅士不仅保持与当局的高度一致，出资赈济，而且，还能积极筹划，为当局分忧解难。清代后期湖南私赈的逐步增多与绅士数量的剧增密不可分。清代后期，随着科举、学校、捐纳制度特别是军功制度的逐步发展，湖南绅士阶层人数急剧上升，这些居乡之士、在野之官必将对地方政务产生重大影响。再者，清代后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为绅士参与地方政务又留下了活动的空间。在地方，官绅合作处理政务，已是常态。特别从太平天国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156]。如华容县遭遇水灾，“县令上状请赈，幕友某主削牍坚请待批。”绅士黄维善慨然曰：“吾腐儒不谙律例，顾灾黎嗷嗷振救难须臾缓，果能活民，即因公获咎何憾焉？令感其言，立开仓赈之，全济至数万。[157]”绅士不仅能影响地方官员的决策，而且直接参与赈灾活动。同治二年（1863），巡抚恽世临“通饬各属劝捐义谷备荒疏”言“湖南常平仓自办军务，实止存谷三十余万石，其中因公动用者多，现军饷紧急，势难筹款买补。社谷亦多亏缺，年久难以追赔。唯有劝捐义谷庶可以备荒歉。严饬各属照议发章程，一律劝捐……具收放悉诸公正绅士及殷实良平或建仓存储或分储公所或暂寄富户，均令其出具收存谷数切结官为稽核，遇有荒歉或酌给孤贫或减价平粜，秋后如数筹补。[158]”省绅张雨珊等发起筹社湘义仓，以救荒赈款余金和淮盐附加备荒经费共约纹银3万余两，建筑仓廒，购谷3万余石，储以备荒[159]。永顺秋荒，乡绅王大任减价卖仓谷，不济。又从外地采买煮粥，救济乡邻[160]。又禹体元“施药施衣”[161]。绅士的善行虽局限于本地，却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病者得药，有利于安抚穷苦灾民，维持一方稳定。远在它省的湘籍人士对家乡的赈济亦属私赈。宣统三年（1911）湖南大水灾，熊希龄远在东北，仍心系桑梓，在募款救湘灾告同乡书中，写道：“湘省迭被奇灾，远蒙轸念，殷殷以赈事垂询，仰见贤者爱乡热诚，溢于言表，百万灾黎同声感泣。现在奉省已拨官款一万，黑省已拨官款三千，并吉省所拨五千，陆续汇湘，以救眉急。惟是湘省连年被水，灾区太广，为时太久”，“其势不能不另为设法广筹”，“前闻黄河决口时，江南慈善家有用塔捐募化之法，以五百元为一册，捐者从一角至一百元止，听其自便，无论贫富皆可量力而助”，“奉省各司、道、署、局以及军商、学界，均经龄等开会延清募化，庶冀合众人之力，以拯灾黎于饥溺之中。吉、江湘侨虽未甚众，而官、绅、军、商、学各界之仁人善士，恻隐之心皆所固有，当必有重念同胞，起而相助者。兹将捐册及简章寄上□册，请诸公集议办法，查照此次简章，尽力募化，以惠灾黎。”[162]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二)荒政的时代特色
近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的社会及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近代也呈现出亦中亦西，亦旧亦新的奇特景象，清代后期湖南荒政在传统之中显现出近代化的端倪。
1、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荒政的近代化。时人论及报刊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时说，国家的强弱在于一个“通”字。比如“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国藐若异域”，国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丈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如此，“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于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而 “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163]。为此，京都及各省均应设报馆，如此则国家上下、内外顺通，“天下一家，中国一人”[164]。湖南报业的崛起是在维新运动期间。当时 “《知新报》屹立于澳门《湘学新报》屹立于吾湘，与《时务报》鼎足分峙，彪炳一时”，“日则以《国闻报》、《湘报》为巨擘焉。[165]” 《湘学新报》、《湘报》与当时的《时务报》、《国闻报》相提并论，可见湖南报业影响力之大。《湘学新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长沙设立两个总售处，三个分售处，还在上海、汉口、武昌、沙市等地分别设寄售处，仅长沙一地的销售量就在1000多份[166]。《湘报》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刊。初时印行5000份之多，仍供不应求，又加印100份，其销售量之大在当时实为少见[167]。这两份报纸都以传播时事为主旨，在其带动下，地方性小报也得到很大发展。报刊事业的发展加快了信息的传播。湘人万瀛贤“阅报有年”，认为报馆的价值“非仅为湖南开风气而已”，“每读大篇，未尝不心焉向往。” 宣统元年（1909）安乡“大水奇灾，四百余垸全罹浩劫，仰屋旁皇，莫知为计”， 万瀛贤由报上获悉议会成立，以“救灾恤邻”为“议案第一”，不禁上书湖南各报馆，望“续发谠论，揭安邑之苦”，促“议员之实行”，他认为报纸之价值实“一纸书胜于十万师”[168]。报纸改变了以往以书信、传闻传递灾信的传统方式，通过专业人士采稿、印刷、发行，大大加快了灾情的传播速度。民众通过阅读报纸，国内外、省内外事无巨细，尽收眼底，确保灾害信息的及时传播，也增强了赈灾的时效。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夏，水灾泛滥衡、永、长、常四府，沿岸人畜财产付之一洗。《长沙日报》报道灾后米价暴涨情形，“去岁腊月，每上米一石已增至四千文上下，现在又增至四千六百文，固由钱价日低，抑亦乡城商民过虞荒歉，禁阻出境，迪运勒居奇所致。所望贤有司即日出示晓谕，不得过事张皇，无许再为加涨，使食力贫民得以自全生计”。远在日本的宋教仁，6月中旬即得到消息，“念及湘中近日哀鸿遍野，不知如何困苦，拟亦有所尽，以为一腋之助焉”，“寄金二元”，“以为湖南水灾救济之助”[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