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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临沂诗群：诗歌民族化在乡村背景下

2014-03-24 01:18 内容提要：本文以江非、尤克利、辰水三位临沂诗人为例，分析探讨诗歌民族化在乡村背景下的三种常识：自然主义的精神超越，唯美叙事的集中展示，质朴而直接地表达现代情感的小镇诗人。同时，本文还试图以点带面，展示临沂诗歌对当代诗坛的贡献。关键词：诗歌民族化、“草根性”写作、临沂诗群、自然主义、唯美叙事、小镇诗人在新诗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被西方化”与“历史反刍”之间的交替轮回。新诗总是不断打破刚刚确立的审美格局而去追赶西方诗歌的逻辑规律。同时，又在深浅不一的自我反刍中完成对本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消化。但是，“被西方化”与“历史反刍”是不同步的，“被西方化”是始终如一的。这类似于文化以及其他社会形态，西方化成了整个中国近现代的主体社会趋向。而“历史反刍”总是做的不够彻底。 可是，随着新世纪以来文化反思的进一步加深，诗歌领域关于民族化、地域化的思考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有人指出北岛的诗缺乏“中国性”，其诗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国或加拿大诗人所写。这种本土的缺失是极不正常的，而本土恰恰应该是孕育一个诗人起码的源泉。 所以，李少君提出的“草根性”写作就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意义。李少君对“草根化”是这样理解的：“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真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本土性”，它的一个直接对应就是“地域性”。可以这样说，在“草根性”写作的范畴之内，地域性在民族化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他们（江非、辰水、雷平阳等人---笔者注）的诗中，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生存背景、独特个性以及地域特征，连他们个人的内心深沉伤痛也毫不掩饰。”⑵ “草根化”是民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范式，它立足地域，关注底层，关注个人。那些地域色彩鲜明又能结成群体的诗人便有了很大优势。就这一点而言，临沂的一批年轻诗人尤为突出。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在整个中国的诗歌舞台上，沂蒙山区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地域。一大批有一定影响的青年诗人的出现，本身就是引人注目的事实。他们一个普遍的共同点是，回归自然，回归本土，以自我的眼光去发现生活，而不是用集体意识遮盖内心。这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日益清醒的草根诗歌的尝试，在挖掘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诗歌特质的道路上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不管从在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数量还是从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的人数，还是从获得全国性诗歌大奖的人数来看，临沂诗群（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不是沂蒙诗群，“沂蒙”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印痕，而使用临沂这一名称就好的多，事实上，诗人们也是很自觉地将自己和前代诗人划清界线的，他们不约而同地都使用了“临沂”这一名称）都是应该受到关注的。江非、邰筐、轩辕轼钶、辰水、尤克利、芦苇泉、邹宏复、曹国英，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乡村作为诗歌叙事的源泉，追求自然主义，反审自我。当然，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他们各有侧重。江非侧重于对自然主义深层内蕴的心灵展示，尤克利注重对唯美意蕴的挖掘，邰筐更是一个时代的咏叹者，辰水则是直接地表达现代乡村情感的小镇诗人。 本文试以江非、尤克利、辰水为例，分析“草根性”写作的三种可能性，同时展示临沂诗歌对当代诗坛的贡献。一、江非：一个自然主义者的精神超越无论从艺术创作还是艺术高度来讲，江非都以其光辉的成绩出现在“70后”诗坛的巅峰。2001年开始公开发表第一首诗歌的江非，短短几年时间，先后参加了《诗刊》社的第18届“青春诗会”，获“北京文学奖”，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诗集《一只蚂蚁上路了》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并作为第一个驻校诗人入驻首都师大交流一年。诗人路也在谈到江非时这样评价道：“如果没有叶赛宁，谁知道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的粱赞省有个地方叫康斯坦丁诺沃的村子呢，如果没有江非，谁知道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个村子叫平墩湖呢。……却在短短的时间里记住了他留下的鲜明印象：敦实、敏感；从而，把说起这个平墩湖的小伙子认作是一件快乐的事。”⑶ 江非称自己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根植于乡村的他一开始就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自足的、意蕴丰富的乡村世界（平墩湖）。江非是幸运的，他的出现，从艺术的角度使一个全新的沂蒙山区展示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诸多地域里面而决不逊色。江非是自信的、狂妄的，“要构建一个‘风、雅、颂’三位一体、完整的个人写作体系。这个体系的母题对自己来说应该是‘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平墩湖和它的在场。”⑷在江非看来，他的乡村就是平墩湖。和许多吟咏乡土的诗人不同，江非对平墩湖的书写不是游离的，不是居高临下远远关注的，而是此在的，不带任何装腔作势的道德批判。“就是这个国度，就在这个村庄/多年前，我在那儿翻土种粮/如今，芳草萋萋，墓碑空望/人们怀念那些逝去的岁月啊/就把青草和泪水，放在我的前额上”。（江非《平墩湖（一）》）江非的身份与其说是诗人，还不如说就是一个身在乡村的农民，他本身就是平墩湖这个小小的村子里极其平常的一员。 那些游走在平墩湖的泥土、月光、枯草和麦地，牛羊、蛙虫、农妇和壮汉，像我们一样见证了江非作为一个诗人的诸多心灵跃动。江非是自足的，非观念性的，一切技巧在他看来都是不足道的。诗人的悲悯一开始就是向内的，不张扬的，充满了十足内敛。在江非的诗中，这样的句子总让我们感动：“每年最后一片稻子被谁砍倒/突然飞起的麻雀又是谁送给天空的冷笑。/又有一个人离去了。/活下去的人依然拥有这个小村的一角”（《平墩湖》）。田间小道、稻子、麻雀，这些留存在大地上的生命不是卑微的，无足轻重的，而是充满生命质感的。生命就是生命，任何超越生命本真的虚无都是对这个世界的否定。江非是智慧的，依托故乡平墩湖，他那低回而又澎湃、绵延反复而又自我隐蔽的思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我、向内的诗性人生。由孙方杰、王夫刚主编的《新世纪山东青年诗选》提到江非的入选理由时这样评价他：“江非以植根乡土、直面人生、向往艺术的心态为诗歌奉献出了他的平墩湖和这个时代的中国乡村画卷。”⑸一方面，他交给读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乡村图景，在他看来，乡村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我们生存、死亡的国度，它还是诗歌孕育并产生的艺术世界。外在的乡村世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的交融在江非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升华： 傍晚的三种事物在傍晚，我爱上鸽子，炊烟，和白玉兰我爱上鸽子的飞翔，炊烟的温暖和心平气和的白玉兰我爱上炊烟上升，鸽子临近家园白玉兰还是和往常一样一身宁静站在我的门前在夜色中，在平原的月亮升起之前它们分别是：一位老人对大地的三次眷恋一个少年在空中的三次盘桓和一个处女，对爱情的沉默寡言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江非风格和题材的代表。但是，无论在整体上还是细节上它都给人一种程式化的感觉，语言不是流动的，而是固定的，充满了隐喻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精神世界的扩散。但是不得不说，这种极度凝练式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诗歌由于语言匮乏而形成的意识真空。鸽子、炊烟、白玉兰，很显然这三种事物并不是实在的，而是充满了可指性的。当然，这里说的“可指性”仅仅是自我可指，而不是一个集体的概念。可以这样说，在诗人的人生感悟里面，三种事物就是生命本身，就是自身成长的一定阶段，以及这个阶段里他对事物的一种看法。聪明的诗人可以用极简短的话语展示一座生命的堡垒，这样的诗人才是足够优秀的。 江非曾不止一次地说诗歌就是“风、雅、颂”，就是“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生灵的记录、关注、承担；就是对个体生命、事物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世界关系的个人阐释；就是对民族、祖国、以及更为恒久的自然事物和人类精神的壮烈歌唱。”⑹江非身上极为可贵的一点是，他是入世的，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对自然对人类精神有着诗歌范围之内的深切关注。江非从未放弃过对人性对社会的书写，诗人会一下子从自然的写作中抽出身来，向我们展示人的愤怒、人的辛酸、人的卑微。主体人物的命运被江非演绎成简短、精炼的诗歌的境界，诗的张力一下子显现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如果要讨论诗歌在我们的精神享受中的当下性影响，还要更多地从诗意享受来着手、分析，那样诗歌才会被更清晰的确认为现代生活的精神基础和心灵保证。”⑺关注现实、关注自我的江非更符合一个合格的诗人。 在江非关注现实的作品中，尤为突出的，是他那些描写民工的诗作。人生的无奈与人性的丑恶，以极紧密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诗歌张力。比如他的《时间简史》： 时间简史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十八岁出门打工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十六岁打谷场上看过一次，发生在深圳的电影十五岁面包吃到了是在一场梦中十四岁至十岁十岁至两岁，他倒退着忧伤地走着由少年变成了儿童到一岁那年，当他在我们镇上的河埠村出生他父亲就活了过来活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走路的样子就像一个烧开水的临时工。 “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丰沛的悲悯之情，以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冷漠与失德的尖锐反讽”⑻生命的轮回无始无终，前代人的无奈到了这一代人里面意义更加猖狂！诗的形式也是离奇的，由现在到过去，我们明白了一个倒着生长的人的卑微，一种源自心灵深处的巨大无奈瞬时将我们击垮。江非有一种深层次的倔强，他的诗歌中温馨的低语和揭示共同繁衍，而他自己也同样是诗歌世界的一个个体，也就是说它的诗是平视的、平等的、不带有任何歧视的。在他的诗里，被大火烧死的打工妹，离家出走的村姑张莫愁，离婚的老宋，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人有着每一个人都有的无奈与凄凉。他们身上凝聚着的悲剧气息使他们一开始就感染了我们，使我们在无限的思考里面陷入沉静的悲伤之中。共4页: 1 [2] [3] [4]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红袖绿裙的背后—张爱玲小说中女性衣饰的色彩运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