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孝通与《乡土中国》(1)(2)
2014-04-21 01:45
导读：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改造和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⑹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文字下乡》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在社会上里言行事的无形的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本质也就是
这种建立在相对固定的社群基础之上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而应当看到的是这种社会结构，无处不体现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儒家文化的力量。
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学者认为《乡土中国》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这些《乡土中国》中最精髓的部分，也实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浸润儒家文化最深厚的部分。拿“差序格局”来说，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不是一捆捆的柴，而是象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圆心，而波纹波及的范围也会依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变化。⑺熟读或者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难看出，这里费孝通所借用的正是儒家“推己及人”的观点。而儒家哲学之所以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中成为主流，与中国乡土社会本质是分不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应当是起了相互推动的作用。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是差序的同心圆，每个人都是圆心，那么结果就是公私都成了相对的概念，而一切价值和行为都是以“己”为中心。而儒家文化很善于把握这种社会结构，并且提出了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们行为和道德的准则。“克己复礼”，从自身的己，再而向外推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成了典型的从自己向外一圈圈推开去的范式。而反过来说，儒家文化对差序格局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用人们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与社会的契合，来约束人们不敢轻易的逾越和凌驾此种社会格局。正是由此，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几千年未可动摇并日益巩固，而墨家的衰落大概也于此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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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消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⑻
《乡土中国》作为费孝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也代表了他研究方法的转向，进入了他社会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微观的视角中跳出来，进而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提出自己的普遍模式理论。⑾ 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这对于费孝通学术道路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此后它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人文生态”等等的概念，都可是看作是此类研究的纵向和横向拓展，从实际研究中提炼出来。而这些理论方法的中国特色也造就了世界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中国学派。⑿
费孝通先生一生继承并发扬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相比也许称不上研究体系的创新，和《乡土重建》相比也许称不上评价颇多，但是应当说它的普及意义远远大于他的任何一本著作。无论是学生还是市民抑或是乡下人，从《乡土中国》开始真正认识社会学，了解社会学，他们也许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知之甚少，但是仍然能丛书中得到些许启示，能对整个社会有和以前不同的想法，学术在《乡土中国》里摆脱了贵族的角色，真正实现了平民化和大众化，真正让大多数人得到了教育。正如费孝通先生自己所讲的“我认识到我有义务经常把我的观点让广大群众知道，使他们受到教益”。在此之后社会学的繁荣以及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的发展，多少与《乡土中国》的普及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推动，不仅仅是需要少数的学术精英，更多的是要建立在整个民族的文化提升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想必是应当值得重视的地方。 《乡土中国》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