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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

2014-05-04 01:08 清季最后几年，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前此不甚被看重的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被视为“国粹”的要素之一；故国粹学派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一个重点即落实在语言文字之上。伴随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与其密切相关的文体问题也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同时，贬斥和抵制“东瀛文体”也日渐形成朝野一致的风气（这样的“一致”不必是朝野共谋的，也未必是有意识的）。实藤惠秀关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研究仍是这方面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该书中关于翻译出版的内容有两章，而关于汉语摄取日本词语的更有专章详论，并述及“文体”问题。），其余经常提及清季“新文体”特别是“新名词”的论著尚多，但专门的研讨似尚少见（注：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颇有可参考的内容；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含有关于“新名词”的综论性陈述（672-678页）；王奇生曾注意到“文体”问题，参见其《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309-312页。另外，一般关于梁启超的传记都会提到所谓“梁笔”，一般关于张之洞的传记也都会多少提及他反对使用新名词之事，不过两者也多是提到而已。并当参阅高名凯、刘正倓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实则关于文体和新名词的争议不仅反映了清季士人对一些基本思想和学术问题的见解，揭示出时人对日本这一敌国既试图效法又欲有所区别的心态，尤可见当时新旧的纠缠互渗已到较难区分的程度，似尚可进一步深入探索。本文无意全面论述这个问题，仅就其一些侧面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
一　引言：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
中国引进西学，一开始就是开办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后来也正是从语言文字方面发现西学侵入中学已极深，而引起一些士人之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读书人观念转变的演化进程。同文馆最初开办时，仅选八旗少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到同治五年（约1866年）则提出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出身的学员，结果引起强烈反弹，形成一场大争论（注：关于这场争论的研究甚多，对其诠释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守旧与维新之争到顽固与改良、落后与先进的斗争，再到中学与西学（或中西文化）之争，最后是传统与近代化的冲突。李细珠的《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65-186页）应是最新的论述，作者以为这是“传统社会的惰性力量与近代化进程的矛盾冲突”，反映出“以国家为主体的向西方学习的早期近代化运动与社会的排外主义的民族情绪之间出现了极端紧张的关系”。）。虽然当时反对者的核心考虑恐怕主要在正途出身一点，但学外文则无所谓，增学其他内容则力争之，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士人多视语言文字为工具，对之并不重视。类似的观念延续到戊戌维新时期，惟立场已发生根本转变。孙家鼐在甲午后议设京师大学堂时，便认为同文馆和各省广方言馆不过“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译繙人才而止”。梁启超在大约同时也指出，“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注：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425页；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光绪二十二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19页。）。过去是新旧双方对学外国语文尚能接受，而增学其他便有争议；如今是其他内容才更应该学，语文则不足道。对西学的整体认识已大变，然轻视语言文字则仍旧。虽然这些人所言及者实际为外文，但中外语言文字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言及外文时无意中透露出那种认为语文“浅”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此时中国士大夫对整体的语言文字仍不够看重，后来主张改革中文甚至废弃中文者，正多从其仅为“工具”这一角度出发。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第13、14条规定，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但在“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白”之后，“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其所本之道理颇有趣：“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而粗通洋文者往往以洋文居奇，其猾黠悖谬者，则专采外国书报之大异乎中国礼法、不合乎中国政体者，截头去尾而翻译之；更或附会以一己之私意，故为增损，以求自圆其说。”若“中国通洋文者多，则此种荒谬悖诞之翻译决无所施其伎俩”。《纲要》特别强调，“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注：《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1年3期，影印本，100-102页。）。此时大致还是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取向，虽以中文为根基，最后还是要通洋文以得大用。在大量中国学生蜂拥到日本后，部分或受日本国粹观念的影响，更多则直接受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即视语言为确定“民族”的要素），时人心目中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陡增。如国粹学派即多视语言文字为国粹或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实说：“合一种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处，领有其土地山川，演而为风俗民质，以成一社会。一社会之内，必有其一种之语言文字焉，以为其社会之元质，而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国。一国既立，则必自尊其国语国文，以自翘异而为标致。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注：本段与下段引文见邓实著《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载《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73-174页）。这是《政艺通报》这一旧杂志的分类重装本，癸卯年（约1903年）按栏目分页，下引之丁未年（约1907年）则每一号的号数和张数也出现在文章之旁，故以下癸卯年的注明其在《丛书》中的卷数和影印本的页数以便核检，丁未年的则注出原刊的号、张数以见刊发的先后。）。重要的是，自西力东侵，邓实等中国士人开始认识到古今灭人之国方式已不同，古以杀伐，而“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注：稍后黄节也注意到，英俄灭印度裂波兰，亦“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结果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年（约1905年）1期。该报按栏目的类别分页，我所用者有的是原初分册本，有的又是全年分类重装本，难以统一，故不标页；时间则依原刊惯例写明第几年，每一年首次出现时注明大致相应的公元年份。）。于是学习外语再也不是无足轻重之事了，马叙伦从《新体欧洲教育史》中看到“国民教育而有外国语言文字，实非得已之事”，不免慨叹道，“呜呼，是诚通言哉”（注：马叙伦：《中国无史辩》，《新世界学报》9期（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81页。该文承徐雁平君代为抄录，至为感谢！）！学外语既因时势所迫，就更应强调本国语文。故邓实提出，“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何况“自有世界以来，以文学立国于大地之上者，以中华为第一；立国之久而文学相传不绝者，亦以中华为第一”；故“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也是有个过程的，不欣赏民族主义的严复在1902年以为“文辞”不过“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大体仍视其为工具，是“文以载道”观的“现代表述”；不过他同时又强调“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在当时可谓将其提到极高的地位（注：《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约1902年）三月，王栻主编《严复集》3册，中华书局，1986年，516页。）。几年后一位江南士人说，“文者，治学之器也。无其器则工不治。是故学之将丧，文必先之”（注：南械（张继良？）：《佚丛序》，《政艺通报》丁未年17号，38张。）。这可能是在语言文字变得重要这一进程中的一种过渡观念，这里“文”仅被视为治学的工具，大体是清代汉学家“因文见道”观的翻版（惟“治学”在层次上仍低于“见道”许多），尚远不到“国粹”那样重要的程度；但“学之将丧，文必先之”的忧虑与邓实等人的忧患意识和表述方式都相当接近，显然已超出一般学者对工具的关注。到清季最后几年，语言文字的至关紧要渐成为朝野许多人的共识。章太炎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他从已经亡国的印度人那里了解到，“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自余学术皆普通之技，惟国粹则为特别”（注：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印度人论国粹》，《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03、366页。）。而这一以历史为主的国粹即包括语言，他解释说：提倡国粹“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276页。）。在朝的张之洞也分享这一观念，他在约略同时说：“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注：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张文襄公全集》2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145-148页。）。可知当时不仅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剧增，就是“国文”的指谓也变得非常广泛，甚至包括所有文字印刷品——书籍。这部分可能因为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已实际变为西学馆，结果“国文”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学”的近义词。宣统元年关于学部的一则报道说，“张相国未管学部之前，部中已有重订小学章程之稿，废读经讲经，初等更纳历史、地理、格致三科于国文中。张相国不以为然，迄未发布”。后因摄政王催促，又“草草订定，率行入奏”（注：《变通学堂章程之原因》，《教育杂志》1年7期（宣统元年六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版，595页（原杂志每期未统一编页）。）。章太炎和张之洞那时都是保存国粹的提倡者，包含语言文字的“国粹”之所以到了需要保存的地步，部分也因当时的风气是学求“实用”，与实用关系并不紧密的“文字”似非急务（注：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65辑（2001年3月）。）。这多少也牵涉到清代的“汉宋之争”，在汉学家眼里，文字训诂是通经见道的必由之路，而宋学家则一向认为以训诂为基础的考据繁琐而不切“实用”。徘徊于汉宋之间的宋恕于1905年论“文理”一词说，此虽“俗名词”，却曾见于《中庸》，“实古名词也。但俗所谓‘文理’，意专指文，几忘理字。此其谬，乃隋唐以来文词取士之制积重所酿成。宋明诸儒提倡理学，原欲以理矫文，故其语录皆不用文词，与今海外望国之演说录、讲义录同体。徒以取士时制皆用文词，故卒不能革轻理重文之俗”。今朝廷毅然废文词取士之弊制，宋明“先儒有知，当恨不逢其盛”。然从另一方面看，“苟文词取士之制既废，而理解取士之制不兴，则一线相传之理解将随文词而俱亡”。中国“为古望国，愈古之书，理解愈正。若竟如理学先儒及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福泽谕吉氏等之痛摈文词，则又恐训诂益荒，古书将无人能读”，故当理解与文词并重（注：宋恕：《粹化学堂办法》（1905年），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377-378页。）。如果说宋恕所思考的问题还较接近“文以载道”的传统，高凤谦于1908年撰文，则从全新的时代角度论证“偏重文字之害”。他认为当时中国“凡百事业，皆求之于文人，必多废事；有为之士，专力于文章，不屑稍治他业，必多废材”。高氏预感到有人会提出疑问：“西学东来，少年之士鄙弃旧学，识者方以国粹不保为忧，今乃倡轻文之论，国学无乃失坠乎？”他以为不然，“吾之所谓重文太甚者，非谓文之不足重，特不可因重文之故，而轻视他科学”（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东方杂志》5年7期（1908年8月），收入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三联书店，1977年，12页。）。这样的辩解当然不足以解除其所论对“重文”传统的威胁，盖高氏恐根本不认为“文”可以“载道”，而其所言在那时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国“文字”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以诗文著称的樊增祥本认为“吾中国事事不如外人，独伦理词章，历劫不磨，环球无两”，但对中文的前途已充满担忧：“比来欧风醉人，中学陵替。更二十年，中文教习将借才于海外矣。吾华文字，至美而亦至难，以故新学家舍此取彼。然人人畏难而不学，将来公卿之奏议、郡县之申详、私家之议论、友朋之书札、名人之碑志，举以鄙倍枯涩凌杂苟简出之，是使当世无文章而后世无史料也。”（注：樊增祥：《秦中官报序》（光绪三十年正月）；《批高邮州学正王同德世职王传忠禀》（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樊任江宁布政使后），《樊山政书》，宣统庚戌（约1910年）刊本，无出版地，卷7，4页；卷20，40-41页。）惟对于更多时人来说，“当世无文章而后世无史料”实非中国眼前之急需，倒是樊增祥所承认的“吾中国事事不如外人”才是必须立即改变的现状。就连吴汝纶这样的桐城文派大家也说，“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注：《清史稿·吴汝纶传》卷486，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13444页。）。这就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时代紧张：一方面，在西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语言文字被赋予“立国之本”的重要意义，大大提升了“文以载道”和“因文见道”的传统观念（随着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传入，“道”本身的含义也在转变，而“文”已几乎等同于“道”了）；另一方面，由于外患日深，“文字”显然与“退虏”、“送穷”等当下的需要颇有距离，且过于重文的习惯行为已被认为妨碍了实用方面的发展。吴汝纶与樊增祥一样珍重中国之“文”，然其意在以“实用”为急务是很明确的；实用即意味着追随“欧美新学”，于是这“独优”的本国语言文字很快就因与学习西方的取向似有冲突而受到更多新学少年的冲击，沦落到需要“保存”的地步。那时世风的转移非常明显，由译学馆派出游学的陈祖良已观察到，“倾心洋文，吐弃科学，吾国人之通病”。他以为，“科学不备，虽通洋文，无能为也”。而任教于天津北洋客籍学堂的孙雄在1907年发现，该校学生“资禀稍胜、根柢稍厚者，多并日劳神以治洋文”。他承认这些人“意非不甚善，然今日求学，不必遽语高远求大用也，但冀具完全之人格而已。中国文与外国文，分定课程，两无偏重，琢磨砥砺，自能日新”（注：孙雄：《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叙》，《政艺通报》丁未年14号，39张。）。在陈氏的观察里，与洋文对应的还是“科学”，与前引高凤谦所言相近，而孙氏所见则是轻中文以治洋文。此时提倡中外文两无偏重已意在袒护中文，与开办同文馆时的世风截然相反；且孙氏所说的中文、洋文大体是中学、西学的近义词，学界中西之间的权势转移已至为清晰。邓实早在1903年即观察到：“海市既开，风潮震撼，吾国不学之士、无良之民，浸淫于蟹行之书，病祖国言文之深邃，反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光明正大之语言文字废之而不用，而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以为夷其言语文字即足以智民而强国。”（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174-175页。）可知中文“不优”甚至当废的观念先已在流传，既存研究一般较关注吴稚晖等几年后提出的废弃中国文字而改用万国新语（今称世界语）的主张（注：参见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其实吴氏等人不过是将那时已存在的类似观念更系统而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也因此，一些中国士人试图保存这一“独优”文字的努力还先于欧化派不久的直接进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章太炎于1906年在东京主持“国学讲习会”，专讲“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及“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章士钊起草的《国学讲习会序》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词，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词；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中国立国已二千年，可得谓无独优之治法乎？言治法犹晦，中国之文字，于地球为特殊，可得谓无独至之文词乎？必曰无之，非欺人之言，则固未之学也。”（注：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章士钊全集》(1)，文汇出版社，2000年，176-177、179页。）然而任何士人对“实用”这一时代需要也不能不有所因应，刘师培在1905年已提出一种文字分工、用古文以保存国学的主张，他引斯宾塞之言，认为文字进化与通常的天演之例不同，呈现“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趋势。中国宋儒语录和元代词曲之盛兴，“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注：刘光汉：《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年1期。）这样一种应用与保存并行的取向并非刘师培一人独有，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于宣统二年（约1910年）奏请设存古学堂时说：“国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强国之文日见其扩张，则弱国之文日见其消缩。东西各国，每务推广其文字之实力，以恢拓其国力。我不亟图维持国学，将输入之文，既有喧宾夺主之患；固有之文，反有礼失求野之时。议者谓文学但取适用，若中国经籍之浩博、文理之渊深，不必汲汲焉专精以从事。不知中国之所以立国，既在文教，若举数千年优美独到之处，任其消蚀，将来更无以动人民思古之念、而激志士爱国之心。故普通之文学，以适用为宜；而精谐之文学，尤以保粹为要。”（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四川教育官报》宣统二年（约1910年）72期，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17-518页。）赵氏的观念与国粹学派的基本主张极为相似，他虽未必直接受刘师培前引文的影响，但多半接触过《国粹学报》一类印刷品。高凤谦也主张“文字有二：曰应用之文字，曰美术之文字。应用之文字，所以代记忆、代语言，苟名为人者，无不当习知之，犹饥之需食，寒之需衣，不可一人不学，不能一日或缺也。美术之文字，则以典雅高古为贵，实为一科专门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世界万国“视文字之重者，无如我国；而识文字之少者，反无如我国。虽曰文字艰深，学之不易，亦以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混而为一故也”。他断定，“欲文化之普及，必自分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始”。而“欲百业之兴起，必自视美术之文字与各科学等始”（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11-14页。）。不过，与刘、赵不同的是，高氏显然无意于保存，而着眼于更加面向未来的“百业之兴起”。严复早在其《天演论序（手稿）》（1896年）中论中国“古书难读”时，已指出“书言不合”导致“故训渐失”（注：严复：《天演论序（手稿）》，《严复集》5册，1412页。）；他也认为“文辞”分雅俗两类，然却无意“修俗语以启瀹齐民”。梁启超在壬寅年（约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推介严译时，便指责其文过求渊雅，非多读古书之人难以索解。严复则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翻译虽不必“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此谦词也，意实反之），但也不能苟然为“言庞意纤”的“报馆之文章”。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他明确其所译乃“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注：按严复根本认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这是其与刘师培等人一大不同之处。《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三月，《严复集》3册，516-517页。）。这一雅俗之间的选择可能受吴汝纶影响，严复曾向吴请教翻译时如何斟酌文字，吴以为文之雅洁最要，“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国藩］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注：《吴汝纶致严复》，1899年4月3日，《严复集》5册，1564页。）。许之衡于1905年论“文学”之“改良”则说，文学“宜适晚近，不宜返之皇古。虽不必效东瀛之文体，然亦当为智识普及起见，宁失之平易，无失之艰深。盖我国识字者太少，识古字者尤少。必字字返之古义，无亦与文字进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碍滋多耶？”（注：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年6期。）许氏与严复态度相反，然两人均于二分之中仅取其一，与刘师培等人分而适应不同群体的取向有相当区别。以当时的世风言，废弃汉文的主张仍嫌激进，或难得广泛的呼应，而有些无形的影响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导致汉文的变色。实藤惠秀后来注意到，无意中的重复出现正是最后使中国人接受日本新名词的主要途径。他举例说，《译书汇编》在刊登翻译日文《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特说明“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因原文通用此名，故仍之”。梁启超便屡次试图纠正以“经济”译economics，该文译者显然对“原文”这一含义有所保留，但既为方便而“仍之”，则该词的反复出现（仅译文第1页便出现12次），终使读者习而不怪，最后达到不约定而俗成的效果。故“中国人虽然对这个日本词汇反感，而且企图改用其他词汇，可是在日本书的中译本内，却到处可见‘经济’一词，最后他们还是照日本词汇的老样子使用”（注：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311-312页。）。当年已有中国人虑及此意，赵启霖便提出，当时新学堂中“各种学科多用译本，学子操觚率尔，非特捃摭新词，竞相仿效；即文法句调，亦受病于无形”（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517页。）。对于没有“旧学根柢”且尚在学习怎样表述其思想观念的少年学子来说，新旧中西之“学”与其表述方式实际是共生并存，在修习新学的过程中自然而“无形”地学会了其“文法句调”，也就等于摒弃了过去那“精谐之文学”。陈独秀后来说各种旧事物皆“一家眷属”，确有所见。在新旧对立之时，双方在相当程度上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对“捃摭新词”和仿效翻译教科书“文法句调”的流行做法都不能不进行反击。那时的教科书译本主要来自日本，许之衡所谓“效东瀛之文体”，即刘师培不承认其“为文”的“取法扶桑”，正是当时不少士人奋起抵制的一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