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1)(2)
2014-05-26 01:31
导读:下面扫描一下当代性爱观的频频变更。就“性爱观的演变”来说,“婚外恋”,是个需要专题论述的话题。 70年代末,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
下面扫描一下当代性爱观的频频变更。就“性爱观的演变”来说,“婚外恋”,是个需要专题论述的话题。
70年代末,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作品中,张洁让钟雨那越轨性的情感,伸展到最大限度,却仍以“维护传统的性爱观,否决婚外恋”为自己最终之立场。而仅仅六年后,张欣在自己的《何处是港湾》中,已经是在鼓吹婚外恋,怂恿婚外恋了。在这篇小说中,由于乔斯贝与其妻太不般配(他的妻子几乎是只雌老虎),令知情者均抱不平。同事华晓妮对乔说:“‘乔总,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第三者?’多么突然和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漠然地摇了摇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应该有第三者!’她噙着眼泪责备他,‘你没有精神上的挚友,没有灵魂的支柱,终日无人倾诉,没有使心灵宽慰的地方,这日子太苦了!’……‘你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至此,在作家们心目中,某些婚外恋已变得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华晓妮的激切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乔斯贝所身历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对他的慢性谋杀。再往后则不同了。《无梦谷》(叶文玲)和《情爱画廊》(张抗抗)中所描写的,并非无爱的婚姻、并非不和睦的家庭(楚涧与鲁越之间、秦水虹与老吴之间),当碰到更投契的异性,情感满意度更高的婚配关系时,即弃旧图新。总之,作家们不再为笔下的婚外恋找借口。作品中性爱观的更新换代,不止于对婚外恋态度的改变,还有其他种种。如:人们不再张扬“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式的古典性爱观,《小仙女》、《不系之舟》、《浪漫注解》等作品中,都不追求“天长地久”,亦不渴望“长相厮守”,他们只看重“曾经拥有”,只欣赏“潇洒走一回”和“过一把瘾”的洒脱态度。对爱情期待值不大,评价也不高。将其凡俗化、家常化、临时化。
中国大学排名 当代爱情小说由集中表现作家们的共性,发展到突出显示每一人的个性。文学,原是差异性远胜一致性的:爱情,又是最个性化的一种情感。但新时期前半的爱情文学,仍是共性远远大于个性。那时,人们热情拥护当时的“话语霸权”,顺应“话语中心”的意向,甘受共同语境的局限,以从众性的群体思维模式,参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集体发言”,体现出文学军团的集体意向。在《月食》、《墓场与鲜花》,《我应该怎么办?》、《三生石》、《土壤》、《天云山传奇》、《土牢情话》等一大批作品中,表现出对“四人帮”共同性的愤慨,对左倾专制一致性的批判。而在《未亡人》、《爬满青藤的木屋》、《山道弯弯》、《银杏树》、《心祭》、《枫林晚》、《井》等同样也是一大批的作品中,同一性地表现出反封建的思想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不愿再一遍遍复述已成为教条的社会公理,不再肯当“时代的传声筒”,或“精神权威的学舌者”,他们要自己推理、自己判断、自己求证出不重复别人、也难为别人所重复的独家观点。他们也确实夺得了自我独享的话语权。他们于是标新立异,甚至搞异端邪说。张笑天在《公开的“内参”》中,借大学生康五四之口,做了显得简单明了,因而很有迷惑力的推算:婚外恋仅伤及一人,而成全了两人,这种二比一的关系,实质上不是更道德吗?张抗抗则在《情爱画廊》中,声称一夫一妻制太走极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有旁门左道之嫌!显然,这时的作家们,表现的已不是“群我”的思想认识,而是“单我”对性爱人生的思考与探索,显示了他们思想的独特性。新生代更加不趋同、不从众,他们极力求异。他们自觉地游离于群体之外,有意避免当“时代的传声筒”或“人民的代言人”。不愿人云亦云,不愿按早已成为公理的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演绎故事情节。为了避免重复和雷同,为了免当应声虫,他们总是绕开前人已有的结论,自己独辟蹊径,找出一些很冷僻的理由,来解释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大热天》这个短篇小说,以某一大热天气温的升降变化,解释一对青年男女感情的升温和冷却。《太阳很好》中的女主人公宁洁丽,她那受伤的心灵,按作者何顿的安排,竟是“被十月的阳光医治好了”。宁洁丽自称是“刚刚受过阳光教育的我”。在作者看来,人类所存身的大自然,尤其是太阳,使他们有自我修复能力、情感再生能力。再不幸的人,受到欣欣向荣的整个自然界的感召,也会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总之,新生代以“边缘化的立场”、“私人式的写作”,显示“私语化的倾向”,得出的,当然也就是享有专利权的结论,可以说是“个性化”到家了。这种“个性化”,当然,主要展露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作者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