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6)
2014-06-17 01:47
导读：基督教信仰在现实处境中有助于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有助于调节人们的心理或者精神失衡，这当然不是坏事。 事实上，这恐怕也是各种世俗权力能够接
基督教信仰在现实处境中有助于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有助于调节人们的心理或者精神失衡，这当然不是坏事。 事实上，这恐怕也是各种世俗权力能够接纳基督教的实际原因。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基督教自身也将此认同为自己的主要功能，以为填补了社会的“结构性空缺”就可以替代它“对于生活的深度理解” ，那么它仍然难逃“结果否定前提”的命运，仍然不会在根本观念上导致结构性的影响。
因此具体到“活着的”汉语语境，基督教一方面已经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社会组织系统，另一方面也受到“处境化”诠释的极大制约。所谓制约，首先还不在于世俗信仰中常见的功利诉求，而是更突出地反映在诠释结构对基督教信仰所构成的意义障碍。与“本地化”在汉语语境中的实际通道相应，这一障碍同样体现着某种“趋同”的惯性。只不过主要不再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趋同，而是对意识形态方式的趋同，或者对民间信仰方式的趋同。
与意识形态方式的趋同，是指现行的某些宣教、团契等途径与“文革”传统具有太多的相似性。如果说“文革”曾经使某种意识形态“宗教化”，那么宗教也并非不可能被“意识形态化”。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化”并不仅仅是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而且完全可能是代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完全可能在对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因袭意识形态的某些性质。关于这一点，汉语语境所能提供的教训尤其深刻。
1970年代，一些欧洲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曾对基督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作过极端理想化的“误读”。比如法国学者Guy Lardreau和Christian Jambert就对早期基督教和毛泽东的教导进行了平行比较，认为二者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
第一， 基督教的“让死人埋葬死人”可以比之于毛泽东的“破坏旧道德，建设新道德”，二者均有“要求摆脱家庭束缚的意味”。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第二， 他们认为基督教与毛泽东都是在追求一种彻底的变革，所以基督教要求一心向善（single-minded purity），毛要求“斗私”（to reject the heart of the world）。
第三， 毛泽东和基督教都期待着新的律法、新的世界。在他们看来，“文革”并不是通常的意识形态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用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而压迫并没有消灭、还会在新的形式下重新出现；“文革”所指向的却是新的价值和新型的人。因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ongoing criticize）最受称赞。
第四， 他们认为基督教的修道制度在毛泽东的教导中体现为对完美的追求：“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还有学者将毛泽东称为“中国的圣人（sage）”：“毛泽东当然可以被视为无神论者或者泛神论者，但是应当在他写作的语境中去理解他。……像一位新的摩西，毛带领人民挣脱了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枷锁。在长征的英雄年代，就像走向应许之地一样，就像上帝、人与自然的恰当伦理关系是在荒野中出现于十诫，中国人是在红军漫长、流血的征途中觉醒，并走向人与领袖的社会主义伦理关系——这位领袖从而被视为神圣，有如上帝。”
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当然很难接受如上的比较，但是当青年人通过聚会感到“重新找到了组织”的时候，当他们在一种相对纯净的气氛中分享他人的经验、检点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当这种“新人”的感觉填平了“主流”与“边缘”的世俗鸿沟、甚至多少显示出优越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文革”情结中的强大的思维惯性。
基督教以这样的方式填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空缺，似乎已经为它展示出诱人的前景。比如，它可能在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唤醒“平民革命”的政治记忆，从而比单纯的道德功能更容易引起青年人的兴趣；它可能为市场经济的物质尺度增添一个精神的标准，乃至化解新的不公平分配所带来的压力。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但是从思想层面上看，这种经过“处境化”诠释的基督教必须面对两种“意识形态化”的危险，即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批判的两种“自义说”（self-righteousness）：“将基督教道德的超验理想变成历史进程的内在可能性”，或者“寄希望于出现某种历史的奇迹而最终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 在当代中国的多元语境中，这两种危险是同时并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