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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激励理论 基本主张
第一阶段 “葫萝卜加大棒” 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二阶段 满足“社会人”的需求 满足人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人的自我实现” 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第四阶段 多种激励方法并用 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用适宜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2.4 控制与“礼治”、“无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