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纪梦诗成因浅析(2)
2014-08-17 01:01
导读：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人倚楼。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 陆游借曹操当年军中赋诗的典故表达自己对当年从军南郑的那段军旅生活的无限
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人倚楼。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
陆游借曹操当年军中赋诗的典故表达自己对当年从军南郑的那段军旅生活的无限留恋，其军人的忧国报国之情真挚悲壮，震人肺腑。此类诗作还有《梦至小益》：“梦觉空山泪渍衿，西游岁月苦駸駸。”《感旧》：“梦回松漠榆关外，身老桑村麦野中。”《建安遣兴》：“梦里都忘闽峤远，万人鼓吹入平凉。”等等。
3.抒发报国无期、壮志难酬的悲愤与哀怨的失望之梦。抗金救国、统一中原是陆游一生的理想与追求。然而生不逢时，陆游生活的时代朝廷腐败、不思光复。诗人虽胸怀大志，但始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得已，他以诗鸣志。他用纪梦的方式来宣泄这种壮志难酬的悲愤。如《残梦》诗：“少时铁马蹴河冰，老去摧藏百不能。风雨满山窗未晓，只将残梦伴残灯。”抒发的是一种报国无期，空老林泉的惆怅情怀。再如《二月一日夜梦》：
梦里遇奇士，高楼酣且歌。霸图轻管乐，王道探丘轲。大指如符券，微瑕互琢磨。相知殊恨晚，所得不胜多。胜算观天定，精忠压虏和。真当起莘渭，何止复关河。阵法参奇正，戎旃相荡摩。觉来空雨泣，壮志已蹉跎。
诗人在梦中淋漓报国，可惜醒来终觉是空梦一场。这类诗往往在发出“百年身易老，万里志空存”(《闻虏乱》)的感慨的同时，糅合对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控诉和谴责，宣泄了诗人的悲愤与哀怨。再如《贫甚戏作绝句之六》：“可怜老境萧萧梦，常在荒山破驿中。”《晚泊》：“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作梦到巴东。”《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等等。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
陆游之所以用纪梦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的理想、豪情与悲愤，既与他的个性、家庭教育有关，又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士人的文化心态密切联系。同时，他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方法也决定了他对“纪梦”这种表达方式的选择。下面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
首先，从根本上说，陆游纪梦诗的产生是其内在爱国情感的爆发与宣泄。陆游出生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爱国世家。他的祖父陆佃是个正直的中级官员，父亲陆宰也是一个以国家、民族安危为己任的士大夫。陆游从小受到他们爱国思想的熏陶。后来陆游又投在极力主张抗金的爱国名士曾几的门下，再次接受了“抗金”、“雪国耻”思想的教育。曾几以人品高洁享誉当世。陆游在《曾文清公墓志铭》中说曾几“孝悌忠信，刚毅质直，笃于为义，勇于疾恶，是是非非，终身不假以色词。”②幼年时期的亡国之耻，少年时期的屈辱和约，家庭的爱国教育和恩师的人格魅力的熏陶极大地影响了少年的陆游，陆游必然会成长为一位伟大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在陆游的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始终洋溢着澎湃的爱国热情。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陆游浓厚的爱国情结自然就会转入到梦境中。他经常在梦中恢复中原，北伐抗金，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思的显露。诚如钱钟书对陆游的评价：“他看到一幅画马，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以至于“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③。
另一方面，陆游身怀强烈饱和的爱国热情，但是南宋王朝不思光复国土，士大夫苟且偷安，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现状使陆游报国理想的实现强烈受阻，满腔的忧愤必然造成他心理的严重失衡。这种境况下，诗人极需要寻找一种让心理得到宣泄和平衡的东西。陆游纪梦诗中“梦”意象的运用正好满足了诗人跃马疆场、杀敌报国的爱国志士的愿望，使诗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和满足。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梦的一般功能是企图恢复心理的平衡，它通过制造梦中的内容来重建……整个精神的平衡和均势。”④在梦境里，陆游的爱国情感得到充分的爆发与酣畅淋漓的宣泄。因此，陆游以“梦”意象建构他的爱国诗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纪梦诗是他所处的南宋时代士人的文化心态的综合体现。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朝是最为贫弱的一个朝代。北宋只是统一了中原和江南地区，其时北方及西北方有辽、西夏等政权与之对峙，而且辽曾多次打败北宋，强迫北宋称臣，年年进贡。至于金灭北宋，南宋偏安江南一隅，更是莫大的民族耻辱。这与刚去不远的李唐时期四方来朝的强盛气象相形见绌，这样的国势自然在宋代士人的心中形成一种莫大的压抑。他们当中的有识之士，要求北伐，收复失地的壮举和呼声又遭到投降派的打击与迫害，因此更是心怀悲愤苦闷。报国无门的忧愤、无法雪洗的亡国之辱使宋代士人失去了唐代文人的那种马上取功名的张扬和豪情而变得理智、冷静与平和、淡泊。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两宋的士人形成一种特殊的矛盾的文化心态，他们在积极进取与消极隐退之间游离，在现实与梦幻之间徘徊。这种心绪必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这个时期的诗词中出现大量的“梦”意象便是这种文化心态的反映。如位极人臣的晏殊有“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喜迁莺》)，皇室后裔赵令畤的“人世一场大梦，我生魔了十年”(《西江月》)，革新派王安石的“追思往昔如梦,华毂也曾丹”(《诉衷情》)与反对派苏轼的“世事一场大梦，人间几度新凉”(《西江月》)，矢志抗敌的辛弃疾“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临江仙》)等等，都表达出了这个时代士人的心声。他们虽个人遭际千差万别，文化底蕴不尽相同，家庭环境也各有所异，但在作品中均运用“梦”意象来释怀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都用“梦”意象来宣泄现实与梦想的错位，抒发心灵困境下的希望、回望与失望。可以说，两宋士人的文化心态基本上是游离于内敛与外露，旷达与怨怒之间。“梦”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正是宋代文人进与退、仕与隐之间的选择和表述。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