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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文艺与政治：毛泽东的话语实践

2014-09-04 01:51    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那就是事物本身具有相对的均衡性、同一性和稳定性，事物的这种性质，使采用稳定的、准确的概念来“把握”现实成为可能。现代社会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所指”与现实的稳定关系的假设上的。这种假设是科学主义的产物。作为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者，毛泽东深深的怀疑这个假设，他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变化之中，假设一种概念是固定的和僵化的，那么，就意味着它指涉的现实是固定的和僵化的。我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对“现代专制主义”根源的最深刻理解，这种理解超越了表面上的“私有制”或者“官僚” 与现代专制主义的表面上的联系，直接直向现代性方案的规划框架本身。毫无疑问 ——不遗余力的鼓动和正视现实的变迁，清醒于现实的不确定性的信念，使毛泽东不承认某种概念本身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毛泽东主张不断“开放”那些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所谓“文化革命”也就是指在文化和社会科学知识领域里，对这些概念进行颠覆和造反，把这些概念理解为话语实践。——这些概念包括：阶级、阶级斗争、政治和生产力诸如此类现代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底座和基石。

    在这些概念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具有优先性。在马克思主义教义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确定性的概念，与“财产关系”相联系，甚至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但是，在毛泽东那里，这种固定的联系并不存在。在他那里，现代社会的政治斗争形式虽然主要是阶级斗争，但是，政治活动的动力却并不总是围绕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来的。

    它今天，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有许多貌似相同的地方。但是实际上，由于它们发生的条件和针对的，特别是解决问题的指向非常不同，所以，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还是应该强调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它们的确提出了同一个问题：现代性造成的“政治的终结”。——-这就是“革命政治”的终结，政治在被合理化之后成为被动的，官僚化的，“反革命”的力量。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具体说，尽管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不把"财产关系"看作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对象，——-这是它们与经典马克思的显著不同，但是，它们这样看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总体物质生活的提高，由"财产关系"造成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的恶化状况，已经大为减弱。相对的，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政治变成了科学管理，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政治统治的形式同时发生变化，造成人们参与政治和政治反抗的能力大为减弱，而这些都是工具理性发展的结果。

    这样的“政治终结”同时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虽然马克思不是一般的要求废除私有财产，而只是要求废除那一部分被当成“资本”的私有财产，但是，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私有制，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才可能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力/生产关系间的根本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消灭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就意味着“政治的终结”。

    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不是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减弱，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废除了""财产关系"。但是，与苏联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发现，这样的废除"财产关系"也带来了相应的后果，那就是，把围绕着"财产关系"的社会利益纠葛和社会利益的分层，转化为 "政治地位"，"阶级地位"和意识形态分层的纠葛和分层，斗争。于是，看起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明上相似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关系"也成了"衍生物"，而阶级地位，政治地位和意识形态的"优先性"——即所谓"红"——-成了社会分层和"确定身份资格"的标准，相应的，围绕着意识形态优先性的斗争成为政治的根本动力。

    社会主义的政治不是围绕着财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围绕着“身份政治”建立起来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废除财产关系"，既决定了社会主义" 革命"的特征，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结构建设"的特征。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从变革"生产关系"入手的革命，是一种自觉意识到"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因而自觉去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但是，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从"生产关系"入手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构成方式，作为这种革命的继续，也必然是围绕着这种"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的，即使那些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和集团，成为领导和支配阶级和集团，其他则是被领导和被支配集团。同时，又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废除了财产关系，这样，就使分割社会利益的标准，"确定社会身份资格"的标准，不可能是围绕着财产关系和关系，而只能是围绕着"先进阶级"，"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这样，围绕这些东西的"竞争"和"斗争"——--对于这些"红"的身份和资格的争夺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动力，而"财产经济关系"反倒成了"衍生物"。于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的确也存在"阶级斗争"，但是，它并不直接表现为"经济斗争"，而是表现为" 文化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是围绕"经济能力"而争夺，而是围绕"政治表现"而争夺——--这就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

    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虽然消灭了财产私有的经济关系，造成了相对的经济平等，但是，也就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构成方式，它就不可避免的使围绕政治(身份)的斗争代替了围绕经济(身份)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不可避免的使政治的不平等，代替了经济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的围绕" 先进生产关系"的标准建立"身份政治"，以此取代围绕"财产经济关系"建立的身份政治，其结果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困境：以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方式来追求平等的社会，却造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不平等关系。这个困境不在社会主义是否发展了"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实际上没有象它宣称的那样——--彻底改变了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这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不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但是，这却不等于说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就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斗争，就是建立在这个社会关系的实际上不合理之上的，无论这些矛盾是否"破坏了生产力"，无论我们是否用苏联的"承认这些矛盾就会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借口压抑这些矛盾，——-这些矛盾早晚是要爆发的，是不可能绕过去的。—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所说的以政治为基础的新官僚阶级就是这种特定的阶级分析视野的一个发现。迈斯纳指出：正象当年对进行阶级分析一样，毛泽东也对新中国的社会阶级构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和苏联一样，(在中国)以经济为基础的旧统治阶级消失了，但同时出现了以政治为基础的新官僚阶级。”“官僚主义者的势力，特权及其起源在于政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毛泽东对‘资产阶级’这个术语的运用，——--集中在拥有政治权力而不是占有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和社会关系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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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切，毛泽东认为没有“终结”，相反，是“革命的政治”在条件下遇到了全新的挑战。

    “政治”是另一个在毛泽东那里没有确定性的，或者不稳定的概念，因此，毛泽东所谓的政治，在一部分人那里是解放的永恒的旗帜，在另一部分人那里经常成为压迫的工具。毛泽东是斩钉截铁的认为文艺应该从属于革命的政治的家。这个论断也是他被歪曲使用，被攻击的诸多论断中最著名的一个。由于政治被封闭的理解，在一些人那里，政治就是统治者的命令，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不服从这些命令。其实，毛泽东的论述是清楚的，他所说的文艺要从属的政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不是哪个阶级和哪个利益集团碰巧执政的那种政治，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只有两个含义：民族解放的现代政治和人类解放的现代政治。要理解毛泽东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论断，首先就必须承认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是现代“革命政治”。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既不是现代官僚“管理”，也不是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统治，相反，革命的政治就是对这些管理，这些统治的永恒的挑战。无论在现实还是知识领域里，政治是一个策略，更是一个不断开放的、不确定的、没有固定本质的构成。作为人民革命家的毛泽东的政治是人民革命的政治，是面向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政治。毫无疑问，与这种政治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把毛泽东关于艺术从属于革命政治的论断，歪曲为艺术从属于某种管理或者从属于某种统治，认为毛泽东的艺术从属于革命政治的论断是艺术工具论，这样的说法既是对新民主主义和主义革命的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代历史的无知。是对革命政治的庸俗化。

    毛泽东关于艺术从属于革命的政治的论断，是与他关于革命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的区分的论断紧密联系在一起来论述的，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首先造成的是政治的异化，造成政治丧失了解放的功能，而艺术的丧失解放功能是这种政治解放功能丧失的一个结果。因此，与托洛茨基不同，毛泽东指出，对人类的现代解放而言，首先必须恢复的是政治的解放功能，而不是等待和依赖艺术“天然具有”的解放功能。下面就是他那段被广为攻讦的经典论断——在这个论断中，他主张把政治从资产阶级职业政治家那里“开放”出来，成为人民革命的“大众政治”，同时，文学也从“主义”中“开放”出来，成为“群众艺术”：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于政治。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所谓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的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懂得革命的政治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2]

    “开放”政治这个概念，——或者用一个学院派的说法：把政治从现代资本主义总体异化中拯救出来，倡导革命政治的复活或政治的革命性的复归，在毛泽东那里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两个历史进程。

    首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3]。这当然意味着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主要担承者，由城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转移到广大下层中国社会身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从这个广大的基层入手，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自下而上的组织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从城市资产阶级手里转移到大众手里，这种“开放”既是一个原有秩序解体的过程，也是一个新秩序生成的过程。按照B 安德森(Anderson)的论断，这种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过程是黑格尔所说的辩证过程。即一方面这个国家的本质具体的体现在其主要承担者——人民大众身上，另一方面人民大众只有通过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才能发现自己的本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就是这样的组织想象的共同体的辩证过程，毛泽东深刻的指出，这种革命政治的辩证法与艺术的辩证法是一致的。他说：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并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4]

    在毛泽东关于艺术的“现象”和“本质”，关于“自然状态”与“典型”的论述这里，我们很容易认出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很容易认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然状态”与他的“类本质”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毛泽东关于“典型”的论述，也只有放在这种具体的历史过程，即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学的语境中，才能够被理解。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这样的国家不可避免要采取官僚机构的管理形式，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官僚机构’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它作为特殊的同业公会，是‘国家的意识’，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威力’”。[5]但是，毛泽东的国家主体不是市民社会，而是广大下层人民，这个“广大下层”人民却不是哪个阶级或者阶层，它甚至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只是一种“开放的范式”。他的国家不表现为官僚制度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的“程序的民主”和自由主义，而是表现为人民通过广泛的参与的人民民主。——“大民主”。毛泽东把现代辩证法成功的运用于创建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革命，在这里广大下层人民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关系是互相发现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发现了它的承担者，广大下层人民，而人民通过新的国家发现了自己的本质——社会和国家的主体，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政治的方向与新文艺的方向是一致的，——人民的生活成为文艺的唯一源泉，而人民则通过新文艺认出和发现了自己。——-而通过这样的辩证法，确切的说，通过革命的政治运动和革命的文艺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崭新视野里，人民第一次出现。通过毛泽东思想，沉默的幽灵一般的人民聚集成了‘人民的力量’。从此，人民进入了历史——人民创造历史。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世界人民最富有悲剧性的现代经验。毛泽东思想成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遗产。”[6]过于神化这种遗产是非历史的，但是，在没有了解它全部的丰富理论内含，没有具体了解它与整个中国历史和现代性的关系，在没有在更广泛的历史实践中真正弄懂它就轻率的否定它，那就不会理解阿玛提亚森所谓现代中国“开放的心灵”正是这种开放政治的产物。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同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相对来说依然是一种特别有待的复杂课题。这些思考既与中国的现实有关，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现代社会的思考密切相关。在其中，毛泽东对“生产力”这个现代知识的核心概念的开放性理解更为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在思考现代社会的革命性，或者进步性的时候，不是把工具理性的进步看作决定性的尺度，而是把现代社会看作一个向人的类本质，向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劳动的辩证复归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片面的了工具性的劳动或者工具理性，而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易言之，资本主义只代表现代经济革命，只在这一点上是革命和进步的，但是资本主义使经济革命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革命分离了。资本主义进行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革命，但是，没有进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革命，而是把它们分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通过把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描述为生产力和劳动工具不断进步的进化的历史，掩盖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在政治上变革人与人的关系的政治和文化革命的根本事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这种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统一起来。马克思通过批判的考察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用黑格尔的话就是“通过劳动积累起来的征服自然的力量”)，与生产关系(用黑格尔的话是“争取相互承认的重大斗争”)之间的矛盾，重新解释了辩证法。马克思通过把历史理解为主动的，有意识的劳动的自我运动，力图证明社会主义是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结合。无产阶级为获得他们被冻结的劳动权而进行的自觉斗争，就是他们争取被承认是一个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的人际关系的新社会的代言人的政治斗争。社会主义意味着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发展生产力。——认识这一点，是认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不同的关键。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的主义实践当然也有重要的非斯大林主义色彩，对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是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以什么方式生产力(化进程是否有固定模式)，社会主义的的最终本质是否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一个同一性的关系)，在这些上，毛泽东的理解都是开放的，这特别表现在毛泽东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重要修正。只是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却并不是对"生产力"的批判。毋宁说实际上是恰恰相反，毛泽东认为不是简单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而是人的类本质逐步复归的历史。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与建立合理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斗争统一起来的历史。现代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片面的生产工具的改进，的革命，而是把人从片面的劳动中，从不合理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生产力也不是固定的指资本密集型的大工业生产，在58年中国丧失了进行工业化的资金，技术条件(这些条件原来主要是靠苏联援助，同时苏联也把它们看成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后，毛泽东别树一帜的认为，中国发展生产力，只能依靠劳动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觉悟——--社会主义之所以解放了生产力，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解放了“人”。——也就是把人解放为“忘我的劳动者”。他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要。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给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陈以梅，大寨陈永贵。”[7]他还说：“不管赫鲁晓夫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总之，他是修正主义，他站在5%的人一边，我们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边。”[8]

    毛泽东曾经严厉批判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些批判直接指向斯大林 ——--他直言不讳的说："这本书的出版是1955年出版的，但主要的骨架似乎在这之前就定下了。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架子就不大高明。"他鲜明的批评说，这本教科书没有把现代历史描述为人逐步摆脱异化和劳动的片面性的政治革命的历史，而仅仅描述为经济发展的历史，这样的描述与资产阶级学者的描述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描述也混淆了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自觉的把解放人的政治革命与解放生产力的经济革命统一起来的过程：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这里把发展大工业说作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社会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进革命。在革命中推翻了旧的上层建筑以后，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大大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思想改造。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阶级的。经济学的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很清楚。 [9]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把现代历史描述为工具不断改进，商品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发展的历史和进化的历史，力图掩盖资本主义的历史真相，这个历史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用这种经济的手段来使全社会承认它的统治的合法性的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形成的历史。这种掩盖不仅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而且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文艺与政治的分离。资产阶级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家对政治的厌恶，不过是对被合理化了的，资产阶级官僚政治的厌恶，是对资产阶级政治丧失解放意义的绝望。这种厌恶和绝望也使资产阶级的进步艺术付出了代价：那就是找不到反抗资本主义的现实统治的形式，只能沉浸在内心的苦闷之中。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不必掩盖这种历史真相，无产阶级应该利用一切手段来改变他的政治地位，完成自己的政治统治，包括尽可能采用新的经济手段。毫无疑问，这些论断表明毛泽东对生产力的绝对标准持批判态度，但是，我认为这却并不能导致毛泽东不重视 "发展生产力"的结论。实际上，毛泽东对生产力的高度重视，不仅仅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且还来自在不同于马克思所论述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生产力问题的复杂理解，特别是，来自在帝国主义状态下，中国特殊的历史命运的痛切理解。而实际上，正是这一切，使毛泽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在它有利于摆脱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的屈辱地位的时候，只有在与“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现代世界政治革命的视野里，它才成为目的。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毛泽东对生产力的开放理解，带有强烈的、然而又是十分特殊的现代化色彩。这种特殊性十分重要。正是在如此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已经是历史事实，唯一的出路是追求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变生产力的"落后" 为生产关系的"先进"，并通过先进的生产关系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特殊的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理解和运用。现代性的革命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工具的革命，而是人的革命，不仅仅是经济的革命，而是人与人关系的政治革命。只是因此，象一切现代革命家一样，他高度赞扬法国革命的意义，因为这个革命的首要对象不是生产力，而是上层建筑，是变整个上层建筑为一种现代生产关系，是法国革命提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意识形态范式，并且以革命的方式将它在法国内部确立起来，且以拿破仑战争的方式将这些新的，制度化的"上层建筑"推向欧洲和全世界。————毛泽东的结论是：是革命——主要是法国革命，也包括英国光荣革命造成的"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和最终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的会导致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他从现代历史的视野论述这个问题说：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也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大发展的革命，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先是简单的协作，然后发展为工场手工业，这时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工场手工业还不是用机器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创造了条件。在英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也都是经过不同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地发展起来。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有所不同(无产阶级革命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中初步成长起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10]。

    显然，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现代性仅仅理解为经济和生产力的进化的历史不同，毛泽东对生产力的理解要远为具体和历史化。这不仅仅表现为从所有制，劳动关系和分配关系中具体的理解生产力，而且表现为要在阶级的和民族解放的角度上理解生产力。————一句话，要从具体历史的生产关系的角度理解生产力。毛泽东对"唯生产力论"的批评，对"上层建筑"的强调，不仅仅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更进一步强调生产力——-或者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是强调现代经济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契合，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契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乐观的理解，现代性的辩证发展，最终在社会主义阶段，会达到这种契合，在那里，人民将象在自己的家园里那样，为集体和人类的解放而劳动，由于人民已经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他们的劳动就再也不是“片面的”了。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会一劳永逸的促进社会的和谐，另一方面，社会的和谐也会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画卷根据的是马克思对现代历史的，同时也是具有强烈的历史目的论的解释，这个历史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劳动的自我运动，这个运动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或者历史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这就是全面的劳动对片面的劳动的最终扬弃，人最终复归于它的“类本质”。

    汪晖在讨论毛泽东思想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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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指标，不仅仅是中国民族国家即现代官僚体制的形成，而且还意味着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一种把自己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达这一终极目标的途径的思维方式，一种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自己所属的特定相关联的态度。——-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概念包含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的价值取向。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的不可逆转的进步，并力图用革命的或"大跃进"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11]

    毛泽东不能象韦伯那样，怀着沮丧和冷静的态度，描述整个现代西方上层建筑被除魅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教伦理被除魅化为资本主义市民伦理，甚至，毛泽东也不能象马克思那样以痛快淋漓的批判态度指斥资本主义把一切关系转化为商品金钱关系，因为，他是从人类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的高度去理解生产力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从生产关系和整个上层建筑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解放的含义，换句话说，生产力的解放，在毛泽东思想的词典里，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的革新，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意味着所有制的变革，劳动关系的变革，分配方式的变革，进一步说，意味着人的总体的解放——-整个上层建筑的变革。在毛泽东思想的词典里，生产关系和整个上层建筑都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上层建筑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总体方案的一部分，甚至是在特定条件下最主要的一部分——- 但是，毛泽东的尝试，被历史证明是失败了。

    面对这种失败，人们经常问的问题是：那种人类解放的宗教般的热情，那种强烈的历史目的感和创造历史的豪情，那种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主动创造精神，那种乌托邦式的主体性，难道真的对发展生产力有帮助吗？难道真的可以创造出经济的人间奇迹吗？现在的答案是否定的；大跃进的一系列失败为这种否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失败被导向对乌托邦或者政治解放的批判。但是，人们很少从相反的方向问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的进步，或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定会带来政治的解放，新型的社会关系，人的主体性的必然回归吗？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主体性复归的必然契合的相同过程吗？——-实际上，很少有人从反方向追问同一个问题。——而实际上，正是这个问题将导致整个现代性的目的论的历史观的分裂，导致统一的现代性方案从内部的破裂。

    毛泽东对于生产力、政治等现代概念的开放理解，同时又具有克服现代化后果的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的确是从这个方向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毛泽东对马克思关于历史是有目的的劳动的自我运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将导向一个和目的的社会的现代性论断开始作出模棱两可的理解。毛泽东越来越感到，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没有导致人民的主权和民主，而是使社会逐步依赖工具理性，依赖一批掌握工具理性的管理阶级。这个阶级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用他的话就是——“官老爷”。由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被理解为服从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反复强调政治与人类解放的目的的关系，他发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也有可能退化为一套官僚管理系统，社会主义政治的退化，或者革命政治的退化使毛泽东再次回首现代“政治终结”的现代性结果。——-他在60年代发出预言： “社会主义可能失败。”

    这样的政治退化已经使人民——-主要是敏感的青年和厌恶政治，这种对政治的绝望和厌恶本来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下，现在，它有可能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中。1956年，在毛泽东发动的力图恢复人民对政治的热情和恢复革命政治的解放意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一个叫谭天荣的青年在一篇题为《一株毒草》的大字报中，印证了毛泽东对政治已经被青年人厌恶了的担忧，这个说：

    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国家没有书报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脑袋里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12]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同时——-另一位年青作家王蒙在一篇题为《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的小说中，深刻的表现了对革命的政治退化为庸俗的日常事物的反感和反抗。1957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与文艺界谈话时，针对对王蒙小说的批判，公开发言为他辩护。他说，王蒙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李希凡说王蒙小说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附近不可能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中央里面就出了坏人，象张国焘，王明，都是。对李希凡，毛泽东说，李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

    “文化大革命”，尽管是现代中国历次运动中最剧烈的一次，但把它设想为突然爆发的、偏离历史常规的“历史意外”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实际上，中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进程的复杂实践和矛盾冲突，早已经突破了现代社会科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固定的解释框架和那些有明确含义的具体范畴。诸如阶级、阶级斗争、政治、历史和生产力这些既是现代性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虽然还在被官方一般的运用并视为社会结构的“基石”，但是，其内涵早已经充满歧义和矛盾了 ——如：“阶级”已经不是一个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关的概念，“阶级斗争” 也已经成为围绕着“身份政治”，而不是“财产关系”进行的斗争，“政治”离开了现代科层制意义上的“政治力学”，而成为与模糊的“下层大众”相关的更不可测度的“爆发性的力学”，“生产力”的内容中包含进“主观创造性”、“民主管理”、合目的的劳动这些彼此冲突，但是也更为丰富的内容。这种现实呈现出的新的、特殊的困境，其实已经颠覆和改写了这些有固定所指和内涵的、既是现代性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这些实践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而根本上说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创造。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以公开的形式来宣布这些范畴实际上的解体——-套用马克思的话来揭示这场危机的真实秘密是再准确不过了，因为马克思用这样的语气来描述现代社会是一个正在解体的体系，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大厦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正在解体的结构，现代性危机实际上不可避免：文化大革命“宣告现存世界的解体，只不过是解释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从知识方面来说，这种解体是现代社会科学依据的科学主义的解释范式的解体，这一范式假设“固定的概念”与“固定的现实”有“ 固定的联系”，这种建立在“确定”的知识之上的“确定的”社会以及“社会科学” ，最终被社会的“不确定性”所无情推翻，尽管苏联社会主义集团和斯大林主义拒绝抛弃这些实际上已经解体的确定性概念和范畴，但是，事实上，苏东集团并没有避免解体的命运——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失败后的那种不光彩的解体，不过是被动的承认了这种解体，但是又回避了中国60年代公开承认的困境——剧烈变迁的现实与解释它的文化、知识框架之间的永恒的确定关系，从那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球性的“1968年”)起，就实际上是再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了。——而这不就是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一种实际上我们今天同样无法逃避的“无地彷徨”的真实处境吗？


 毛泽东“制造”的、他深刻卷入的那种不稳定的、混乱的动荡，不过是人类不稳定性动荡本质的一个面相。与其说毛泽东本人格外爱好斗争、运动和动乱，不如说他铁石心肠的正视了他自己被深刻卷入其中的现代性的无可避免的宿命罢了。而在对于这种宿命的正视之外，是否有更为英勇无畏的抗争这种宿命的努力？或者说：如何思考毛泽东在克服“现代专制主义”方面所作的那些努力？

    现代社会的“封闭性”是建立在一种确定的概念、与确定的现实之间的确定的关系的假定之上的。毛泽东对这种假定的怀疑不仅仅是出于对马克思式的辩证法立场，虽然辩证法的立场设定了概念、现实及其相互关系的矛盾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一种概念、现实及其关系的稳定性的同一性解释框架。毛泽东对这个体系的怀疑首先是因为的现代实践已经在阶级、阶级斗争、、生产力、甚至包括民族主义方面，突破了这些概念的稳定性，在它们(现实与这些概念)之间，其实已经无法再建立这种稳定性的关系了。而如果要维护现实的稳定，就必须维护那些概念本身的稳定，以及它与现实之间的稳定关系——而这样作，不但是现代社会封闭性的根源，并且从根本上说也是没有希望的自欺欺人；反过来说，如果在文化上开放那些稳定的现代概念，这就等于开放而且承认现实中的那些实践或者实验，它不仅仅要威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在现实/概念之间建立起来的稳定性，而且也必然更加深刻的威胁了整个现代文化、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因为这种稳定性就是建立在概念/现实及其相互关系的稳定性的假设之上的。而这样作的一个看的见的后果就是，现实与概念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再也不可能了，一种稳定的解释现实的框架的彻底消失，既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现实的结果，也是促成这种现实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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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60年代把他的“罢官”运动首先指向了掌握文艺和宣传机构的官僚，这实际上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人通过维护一种概念的纯洁性，不但垄断了现实的解释权，而且他们使这些“纯洁”的概念更加概念化、教条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资产阶级的“纯文学”，“无功利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与文艺分离的制度片面之上的，这种分裂表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的退化和作家对这种政治从人类解放意义上的退化的厌恶和绝望。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的文学也表现出这种厌恶政治的趋向，那么这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治退化的一个信号。由于把全部理解为和生产力进化的历史，工具理性首先渗入了政治领域，政治成为工具化的管理。同时，工具理性渗入了文化领域，在他看来，由于文化部门成为这样的官僚管理部门，文艺的工具化，概念化和所谓“纯文学”的形式主义必然大行其道。那么，如何拯救革命的文艺呢？——虽然看起来当年《武训传》和《红楼梦》的解决方式已经不够了，但是，这也不是一场“政治革命” ，而是一场“破坏”概念和现实之间的稳定关系的“文化革命”，而毫无疑问，文化领域的官僚体制就是这种稳定关系的基本保障。

    因为毛泽东进一步发现：文化领域里的政治与一切政治一样，真真切切已经退化成一种统治；但是与传统政治不同的是，它不仅仅，或者主要是借助军队，和警察进行的统治，而是借助一种公式，一种触及灵魂的思想和进行的统治。这一整套文化官僚开辟了政治统治的新领域：面对的是精神，灵魂和文化思想。也为这种政治提供了工具和方式：思想犯罪如同刑事犯罪一样受到惩罚，由于主管文化的官僚实际上拥有这样巨大的惩罚权力，他们已经不是革命的文化者，而是代替一般意义上的警察的"思想政治者"。革命的文艺在这些“文化警察”的管理下奄奄一息。借助于马克思所发明的“死劳动”一词，毛泽东说：这是“死人” 统治。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些部门中，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 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作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13]

    整个官僚体系如同管理工具和工具劳动一样管理着人，管理着文化。革命政治退化了，文化官僚体制是脱离现实的文学工具化和概念化的制造者，也就是在对这种政治管理的厌恶中产生了“纯文学”的倾向，而文化官僚宁肯听任这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复活，官僚政治与资产阶级是互相联系的一丘之貉——这就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艺丧失革命性的判断。

    “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历史教训需要更为深刻的讨论。其中一个明显的严重后果将这样被看到和继续被看到：那就是毛泽东通过开放那些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现代性的概念，以使这些概念更为丰富、灵活和有效，并建立一种更加灵活的文化/现实关系的努力，被可悲的引向了反面。比较绝对的说，这些概念没有变得更灵活、更丰富，而是被彻底的“粉碎”了。毛泽东身后留下了狭窄的选择：或者恢复毛泽东以前的那些文化理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力等等)的确定性，并且恢复它们与现实之间的确定关系——因为恢复这种稳定性对社会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文化理念的确定性实际上早已经在现实中无效了，“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公开宣布了这些文化理念、这些解释框架的困境和确定性的失效，结果对中国广大的人们来说，他们陷入一种对文化的深刻怀疑、反感和虚无是一种几乎必然的结果。这部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粉碎了那些无效的文化理念，而没有提供一种更有效、更明确的理念，部分是由于恢复的那些文化理念其实早已经被证明、而且也不断被证明是一种匮乏的正统意识形态。毛泽东力图开放那些文化理念来弥合概念/现实之间的分裂的努力，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分裂— —匮乏的正统意识形态与对文化保有强烈敌意，“除了钱和身体什么都不再相信” 的大众意识形态之间的分裂，就是这种分裂的明证。毛泽东力图建立一种更灵活，更有效，也更具革命性和主动性的解释现实的文化框架的努力，最终导致的的确是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广泛的文化虚无主义”——如果说这是悲剧——那么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悲剧，这个悲剧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今天在轻易的谈论它之前，都应该扪心自问：我，是怎样没有抵抗，并且是怎样、以什么方式、参与，和一如既往的参与了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制造，而又一如既往的拒绝深刻的，真正的反省和检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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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只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但是，这绝非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这种思考并非都是准确的。简单的判定这些思想是否“正确”不是学术史的主要任务。毋宁说，这些思考表达的是一种植根于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矛盾，它揭示了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包含的分裂和矛盾，毛泽东思想，包括他的文艺思想，就处在竭尽全力的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之中。

    这些矛盾特别表现为努力弥合经济，政治和文艺的分离的努力中。用毛泽东的术语，就是努力追求生产与革命和文艺的统一。众所周知，从政治解放和审美的创造的角度重新理解经济和生产力的进步，——理解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正是马克思本人批判资本主义片面的劳动的基础，也是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力和经济进步作为全部历史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化原理认为，社会主义将弥合这种分裂，造成劳动和人的全面本质的复归。但是，这样的历史进化观和历史目的论却遇到实践的阻力。这种阻力严峻的表明：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有目的的，自我完满的历史过程——例如马克思式的劳动的自我运动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未加反省的现代性的态度。

    如果是这样，毛泽东的努力证明的就是现代性矛盾的永恒性和这个自我完满的现代性方案的破碎——-这种证明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消灭私有制和革命的国家，并不能一劳永逸的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的进步，对革命政治和革命文化的强调，导致的结果是阶级斗争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和乌托邦主义的冒险。另一方面，也是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要求必须如同管理生产和经济活动以及工具一样管理劳动者，政治退化为科层管理——在对这种政治的屈从中，必然产生文艺的工具化和概念化；而在对这种政治的厌恶和逃避中，“纯文学”和 “独立的文学”的要求则是不可避免的——工具理性渗入政治和文化中，它成功的摆脱了政治和文化的批判，在它的背后，是一个片面的，工具理性和官僚统治的现代专制主义的，没有反抗对手的世界的形成——-政治的革命性和文艺的革命性丧失了，或者说，革命的政治和反抗的文艺的丧失标志着现代社会变革的地平线，消失在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泛滥的视野中。而在中国，这种消失伴随的就是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方面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对片面的现代性社会的肯定，其代价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不加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由于这种批判远不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所以根本不可能触及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要害。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由于马克思主义把整类历史设想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的历史，所以它的鲜明的现代性态度就是把整类历史"生产力化"或"劳动化"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论断之上的。而与整个历史的"生产力化"相伴随的是整个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化"。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的马克思本人，在叙述历史时，却尽可能的要保持韦伯所谓"价值中立倾向"，即他尽可能的要采用"描述性的概念" 而不是有"价值含义"的概念，鲜明的是，他一般采用"社会构成"这个中性概念与" 生产关系"互换，而不是用"上层建筑"这个有价值色彩的概念进行互换。"社会构成 "不过是一个和描述性的概念，"社会构成意味着构成一个社会的关系和制度的。"而"上层建筑"则是一个价值性的概念，它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关系总和和制度因素，而且也意味着将这些存在与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与人类的终极意义联系起来的"更高级的东西"，意味着从这个意义上对这些存在进行判定。如果说马克思一般把生产关系当作"社会构成"来研究，那么，将"生产关系"拔高为一种"上层建筑"，则体现着将这种存在与"有目的的历史"和"人类终极意义"联系起来的更为鲜明的现代性态度。

    整个现代性的历史目的论和乌托邦主义体现为这种劳动和工具性生产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虽然批判了资产阶级用工具性劳动来掩盖，代替政治解放和审美创造的片面性，但是，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自我发展必然会最终导致人的解放和审美创造的结论，恰恰也在根本上掩盖和推翻了他自己关于现代社会中工具劳动与政治解放和审美创造的分裂的唯物主义描述，恰恰也是以这种历史进化的目的论掩盖和取消了他对现代性的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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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也许应该这样理解：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历史目的论，社会主义的劳动，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劳动不同的“有目的的劳动”，并非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伟大的劳动成果，而是说，这种“有目的的劳动”本身，并没有达到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工具劳动与审美创造的高度契合——和在这个意义上的人的最终解放。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有目的的劳动”是比资本主义的盲目的自由竞争创造出了人间奇迹：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事实上毛泽东的那个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就是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以使命感和目的感。"[14]但是，这样的劳动并没有符合马克思“目的性”——套用中国的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的话就是：“有目的的劳动”并不等于劳动的“合目的性”。

    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如果说社会主义劳动仅仅是一种“有目的的劳动”，而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合目的的劳动”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合目的性的劳动”观念在社会主义最新历史阶段的实践的破碎—--实际上，深刻的表达的恰恰是“合目的的现代历史”的破碎。——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现有实践没有超越现代性的困境，而是陷入这种困境之中。
注释： [1] 同注6，360页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9，823页

    [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同上书，954页

    [4] 同上页注2，第817—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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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马克思《黑格尔法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6年，298页

    [6] 旷新年《人民领袖》，载《英才》1998年12月号

    [7] 毛泽东《双十条》《六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

    [8] 毛泽东《关于依靠贫下中农》

    [9] 毛泽东《读[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

    [10] 同上页注3

    [11] 汪晖《当代思想状况与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12] 洪子诚《1956，百花》，山东出版社，1998，第304页

    [13] 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关于文学的两个批示

    [14] 同2页，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