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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尔伯格则从史的角度切人研究的生发机理。他受明斯基启发,从史学角度提出一个研究金融危机的理论框架,以组织,将金融危机过程条分缕析。实现了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他认为,狂热、恐慌和崩溃是一种经济的结果,这种环境滋生着贪婪、诡计和掠夺,而不是对金科玉律的虔诚信仰。他提出了一个投机、信用扩张、高峰时期产生的金融困难、危机爆发,以及恐慌与崩溃的模型。他认为市场总体运行良好,但有时也会超负荷。
1929-1933年大萧条的发生源于国际最后贷款人的缺失。而且,他还发现美联储的成立和存款制度的实行使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他在信奉市场制度的同时又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
弗里德曼通过对1929-1933年大危机中业恐慌的原因分析,得出了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银行危机的结论。他认为,物价和产出量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而货币数量取决于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货币需求由于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而成为一个稳定的函数,因而货币数量主要取决于货币供给,而货币供给变动受控于货币政策。因此,货币政策决定物价和产出量。货币政策通过作用于实业界而最终影响银行业。货币政策的失误可以使一些小规模的、局部的金融问题演化为剧烈的、全面的金融动荡。正是美联储在1929-1933年错误地执行了紧缩型货币政策最终导致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银行危机和经济危机。
斯蒂格利茨也指出,金融企业作为一个特殊行业,其本身蕴含的导致危机的因素就比一般的业多得多。尽管经济政策能够影响波动的幅度和持续时间,经济波动却是经济制度的内在特征。
克瑞格提出“安全边界说”(Marginsof Safety)。安全边界可以理解为银行收取的风险报酬,包含在借款人给银行支付的贷款利息中。确定安全边界的关键在于银行和借款人对预期现金收入的判断和项目风险的把握。由于对未来市场知之有限,银行家的信贷决定遵循摩根法则,即是否贷款主要看贷款人过去的信用记录,而不大关注未来预期。银行家对借款人本身信用风险的重视超过了对贷款项目的评估。但贷款本息事实上只能由贷款项目的未来现金收入来偿还。
而经济扩张使有良好记录的借款人越来越多,相应地降低了安全边界。于是银行家和企业家越来越自信,处于“非理性亢奋”状态中,没有发现信用风险敞口正在扩大。过去不能获得贷款的借款人或被要求较高安全边界的借款人,现在都能获得贷款或能以较低的安全边界获得贷款。正是那些对安全边界的缓慢、难以察觉的侵蚀,产生了金融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即使你很努力,也不能防止它。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理性运作的自然结果。
这些理论从宏观层面,从制度、金融史、经济周期等多角度研究银行危机的形成机理,有的重视实际经济因素,有的侧重货币因素,均有一定合理性。但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周期、投资、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变量,可能只是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银行危机还须从银行业本身,即必须从一个更微观的层次去解释。后续理论研究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重新对银行危机的形成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二、微观角度
1.银行挤兑模型
Chaf和Jagannathan则按取款人排队次序支付的约束(SequentialServiceConstraint)进一步分析了恐慌的形成过程。他们假定有三类存款人:
第一类因了解银行的资产状况不佳而提款;第二类因消费需求而提款;第三类则因预测银行状况不佳而提款。通常银行取款由第二类人发起,一旦银行经营出现问题,则第一类人因避险也加入到取款队伍中。最后,第三类人根据取款队伍变长而预测银行即将破产,因而也理性地加入到取款队伍中,此时银行恐慌爆发。
1983年,戴蒙德和戴布维格提出了著名的第一代银行挤兑(又称I)_D)模型。该模型运用最前沿的博弈论方法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试图解释银行遭遇挤兑的现象。该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存款人的流动性要求不确定和银行的资产比负债缺乏流动性是产生银行内在脆弱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