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持续的现代性：从东亚的反例与范例看全球(2)
2014-10-15 01:09
导读：作者认为社会市场体制是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它也和自由市场体制一样是人为建构的，不过，社会与市场是相互协调而不是分裂与对抗的，在一定程度
作者认为社会市场体制是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它也和自由市场体制一样是人为建构的，不过，社会与市场是相互协调而不是分裂与对抗的，在一定程度上既满足经济效益又不忽视社会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某种临界性平衡，以人的需要而不是市场本身为目的，市场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实现手段。社会市场体制在实现经济效益时，既考虑社会成本，又考虑环境成本。决不以牺牲社会凝聚力和人的幸福为代价。“人们对社会凝聚力的需要对经济生活有限制作用”，因而“社会市场是被嵌入社会的，并受制于种类繁多的规定与限制。”[6]约翰·格雷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划、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它在19世纪的英格兰之所以可行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缺乏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7]约翰·格雷一再声明自由市场体制只能产生于“前民主社会”、“政治高压”国家或“霸权”国家，否则只能导致失败。意在说明自由市场体制与民主政治体制是格格不入的。
3．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8]，按照约翰·格雷的理解，就是新右派（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9]）思想家们关于全球自由市场体制的实践宣示，这些新右派思想家认为“民主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在全世界被接受。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将成为现实。一直为世界所包容的多种形式的经济文化和体制将被并入单一的、普世的自由市场。而自由市场应该最大限度地独立于国家之外，其实是国家之上，“小政府”或“最小国家”（minimumstate）是他们的主要理想，“认为文化、政体和资本主义不同种类之间的差别在决定国家的经济角色上并不重要。”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差别是决定性的”。他们也就“没有接受、或者说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10]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开发署等，要把自由放任主义向全球推行，形成单一的全球资本主义，即全球自由放任主义。他们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看作是普世和标准的资本主义，而不尊重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跨国组织为了使每一种经济体制都穿上按照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个别实践缝制得到紧身衣，强迫各国都采取不适合它们历史和文化的经济政策。”[11]他们禁止各国政府保护社会凝聚力，禁止它们保护由自己发展起来的特定类型的资本主义，把寻求保护独特文化和生活的政策污蔑为贸易保护主义。“按照美国自由市场观点的理解，如果日本的街头小店或欧洲受到保障的香蕉市场被判定为限制竞争，就必须禁止它们，不管它们是否有益于社会凝聚力。”[12]约翰·格雷认为，美国是通过寻求把个别的经济文明强加给全世界来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但风险是把原来易于处理的差别转变成为难以对付的冲突。因此，华盛顿共识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毫无疑问，它将被经济动荡与地域和政治条件的转变所动摇。它只是美国寻求战后一致性的一幕，不会比其他的美国舆论和政策更稳定和持久。世界银行的观点也在转变，这就说明华盛顿共识已经受到质疑。”[13]在约翰·格雷看来，“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实现的乌托邦”。[14]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4．全球资本主义与全球化
全球资本主义，就是在全球实行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就是华盛顿共识中所宣示的美国版的资本主义，即全球自由市场体制。在此，约翰·格雷特别强调全球一体化和全球趋同化并不是全球化，也就是说，全球自由市场体制既不是全球化的过程，也不是全球化的结果，而只是人为策划的结果。全球自由市场体制不等于全球化，全球化并不会自然地走向全球一体化和全球趋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