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的外币流通(1)(2)
2015-11-10 01:48
导读：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不断加强，中外交往日渐深入，在我国流通的外币种类愈多、范围愈广、势力愈大，大致可分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不断加强，中外交往日渐深入，在我国流通的外币种类愈多、范围愈广、势力愈大，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1870年前，主要是鹰洋取代本洋。
五口通商后银元日益流行，本洋是华东华南最受喜爱的货币。虽然墨西哥独立（1821年）不久便停铸本洋，但中外贸易的需要和它在中国的升水吸引世界各地的本洋源源流入。到1852年底为止升水通常维持在8%到16%[2]（第528页）。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一方面因为战乱人们纷纷收藏这一公认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那几年上海生丝出口剧增，需大量本洋供收购生丝之用，本洋出现短缺。4年内输入约6000万元仍不敷用，升水稳定在50%以上，有此币者愈视为奇货。到1856年夏季，在欧洲不论用什么价格再也搜罗不到本洋，它在上海的升水达到86%，依然极难得到。鹰洋开始取而代之，本洋衰落下去[3]（第55、56页）。清朝末年仍在流通的各种西班牙银元可能还有几千万元。
墨西哥从1823年自铸银元，成色重量皆仿本洋，因镌有鹰徽，俗称"鹰洋"。进入中国后长期不大受欢迎，对本洋贴水有时超过25%。直到1853年在广州取代本洋，1857年"攻克"上海，势力迅速扩张，60年代势力达到广东、广西、福建、 台湾 、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始终保持一定的升水[4]（第150-154页）。鹰洋也是当时远东地区，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南洋、朝鲜、安南等地最好的硬通货。
这一时期，"夷钱"进一步向内地渗透。咸丰初年在北京查获"光中通宝"字样的小钱[1]（第99页）。
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至清末，外币在华流通获更大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
1.外国银元。鹰洋在东亚独步一时，各国政府（或殖民政府）渐自铸银元抵制。而美国羡其利，更仿制一种贸易银元出口远东。这些银元重量、成色都以鹰洋为准，略有出入。于是又有数种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在一些地方成为鹰洋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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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元（也称日本龙洋或龙番，1871-1897），成色90%，重416英厘。流入中国约2000万元，流通于福建沿海、台湾、广东的潮汕和琼州、江西的九江和南昌、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处[5]（第112页）。
美国贸易银元(1873-1887)，成色90%，重420英厘（库平0.7296两）。一度在东南沿海颇受欢迎，1887年停铸。留在中国的被熔化（因含银较多），19世纪结束前已绝迹[4]（第144页）。
西贡银元，1885年法国人在安南开铸银元，因重于鹰洋（420英厘，90%成色），被熔解或藏匿。1895年铸新币，减重至416.66英厘。流入我国两广和云南，人称法光，可能达上千万元[5]（第146页）。
香港银元。1866年英国在香港发行一种银币，因含银量低于鹰洋不受欢迎，两年后停铸。1895年又在印度的造币厂仿鹰洋开铸新币，获得成功，流入我国的不少于8000万元，人称站人或杖洋。除在两广、福建有行使外，更在华北的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陕西、绥远等省广泛流通[6]（第880页）。
虽然受到其他外国银元和中国自铸银元的挑战，直到清末鹰洋仍是流行最广的银元。其势力范围以江浙为主，上海是大本营，并扩及两广、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内地通商口岸也多有踪迹，输入总量在3亿元以上[6]（第880页）。
除外国大银元，广东、福建等地还有外国银辅币流通，"一角、二角者数种，便于零用，民尤赖之"。据说光绪前期，"沿海各市面，凡贸易至百十文以上，从无用现钱者，皆以一角二角之洋钱代之"[1]（第633-634页），其种类复杂，数量很难估计。有人认为，合大银元能达到1.8亿元，显然太多[7]（第73页）。
此外，光绪年间印度的卢比银币（重库平三钱二分）渗入西藏，"流行藏卫，渐及各台"。后来"竟侵灌至关内打箭炉并滇省边境，价值任意居奇"，数量则不详[1]（第840-8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