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适应效率(4)
2016-02-16 01:05
导读：这些紧急对应措施避免了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日本金融制度安定性的信心也开始恢复，日本溢价开始消失。但是，金融危机的最大隐患——银行
这些紧急对应措施避免了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日本金融制度安定性的信心也开始恢复，日本溢价开始消失。但是，金融危机的最大隐患——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并没有由于政府资金的投入而改善，不良债权不断增加。
到了今年3月，受美国经济减速和股市下跌的影响，日本的股价指数也急剧下跌，日经平均指数曾跌破12000点。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由于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股市的持续下跌将使银行无力处理不良债权，使银行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甚至破产，而日本大银行的破产不仅会严重损害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对国际金融制度都将是严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了紧急经济对策，通过成立专门的“股票购买机构”缓解因银行减持公司股票给股票市场造成的压力，同时要求大银行对实质上已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不良债权，在两年之内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以恢复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信心。
3 市场竞争与制度变迁的适应效率
日本金融制度危机的一个这样教训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金融当局并没有改变对银行的严格保护政策，从而扭曲了银行的行为。实际上，低利率政策到1994年才完全废除，而且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即为了减少日美经常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日本才同意开放境外日元交易并分阶段取消利率管制。而银行业与证券业的“放火墙”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推倒，银行和证券公司只能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渗透。
如何解释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非效率性呢?Coastand Morris(1995)从更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制度惯性(政策惯性)问题，认为抵制制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主体不愿失去旧制度带给他们的制度租金；二是制度变革需要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而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bargaining cost)往往高于维持旧制度的交涉成本；三是在旧制度形成之初，各利益主体的适应性投资具有沉淀成本的性质，当制度变革后，当初的投资就可能变得没有价值，对当初适应性投资的保护也就成了抵制制度变革的力量之一。
具体到战后初期形成的日本金融制度，由于担心失去垄断利润，银行业自然会抵制金融制度的变革，垄断利润越大，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也就越高。为了适应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日本银行业在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负责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计划部门在银行内部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因而在计划部门配置了最优秀的人才。而当金融制度变革后，这方面的投资就很可能失去其价值，对这部分投资价值的保护也成为制度变革的抵制力量之一。
在日本的一个惯例是，金融当局(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官员退休后往往到民间银行部门担任重要职务，银行保护政策下的一部分垄断利润就以“京官”再就职的形式转移到了金融当局，其结果是金融当局也有积极性维持原来的金融制度。
给定一个健全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制度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损害，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完美的答复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最后走向危机的历史考察，我们的一个强烈直觉是，竞争程度是决定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新的竞争者的进入可以减少既得利益阶层的制度租金，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均衡，从而使金融制度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市场竞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在于提高制度资源的适应效率。
4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劣化的过程，探讨日本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适应效率问题。从路径依赖性角度看，昭和银行危机和战时金融管制决定了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业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从适应效率看，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旧的金融制度开始扭曲银行的激励结构，贷款规模的扩张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而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旧的金融制度自身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日本金融制度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金融制度的设计和变革必须考虑到对未来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效率，而市场竞争是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