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放松管制，发展我国股票市场(1)
2016-07-24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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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验失误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过多次有
一、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验失误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过多次有关“何处去”的大讨论。当精英人物给未来中国描绘蓝图的时候，总是事先准备好答案，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围绕这个题目生成了许多大思路和大手笔文章。但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为“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消耗了太多的国民智力，甚至为此闹得势不两立。
二、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验失误我需要首先强调的是：我是在支持中国股票市场试验的前提下谈论它的问题，谈论问题是希望它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此，我对包括高西庆先生在内的股票市场开拓者所作的贡献表示敬意。这不是客套话，也不是恭维高西庆先生，以便让他在回击的时候手下留情，而是确实有必要确定一个前提。现在，对中国股票市场抨击最为激烈的是一些标榜为新左派的海外人士，按照他们的看法，厉以宁教授97年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提倡国有企业股份化的演讲是“向国家经济夺权”，周其仁教授关于改革中国电讯的倡议是“引狼入室”，中国加入WTO是“丧权辱国”。这些人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句话，“计划经济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宁可要社会主义的一穷二白，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小康生活”。我无意在此评论新左派，只是想说明，新左派确实从另一面提醒我，维护改革成果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以为，为时10多年的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试验主要有四方面的成就。
（1）股票、股份公司在中国经受了意识形态攻击而取得了合法性，从一个随时有可能被关闭的试验演变为一个得到公司法、证券法保护的制度；
（2）开辟了个人投资的渠道，尽管这个渠道设置了许多由政府控制的闸口，尽管这个渠道有水流不畅的毛病，但是，只要进一步开闸、疏导，现有的渠道就有可能扩展成一个有效调节资源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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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过去的七、八年间，中国企业有史以来第一次到海外大规模融资，国际资本市场和中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沟通。企业到海外融资的经验反馈到国内，对原有的财务规则、企业控管结构和相应的法律制度、政府管制模式都形成了一定冲击
（4）为国有资本提供了全身以退的选择机会。尽管国有股、法人股在上市公司仍占多数股权，多数股权处于冻结状态仍然是一个困扰，但是，只要政策判断发生变化、只要闸门一打开，国有股完全可以全身以退。借用最近时髦的一个术语来形容，这将是一个“双赢”结局：国家可以卖出股份而得到现金，个人投资者、私有企业可以取得大宗股份而控制上市公司，股份公司可能更有竞争力。
三、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验失误中国股票市场从一开始就面对“姓社、姓资”的质疑。它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竭尽全力证明自己“姓社”，证明它具有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的功能，这与当初试图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是一样的思路。因此，整个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不是选择最为合理的方案，而是选择最可能被接受的方案，这就为它今后的发展埋伏了障碍。在自我证明“姓社”的实践过程中，股票发行市场实际上成为国家分配资源的一种渠道，个人和私人企业基本上被排除在发行市场之外，这是中国股票市场最为显著的特征。我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误之一，就是浪费了本来可用于发展国内私有企业的时间和资源，丧失了有可能形成竞争实力的时机。一方面，国有企业无谓地消耗了大量资源；另一方面，私有企业一直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战战兢兢、委委琐琐地生存，至今还是一个发育不全的幼儿。如果说，中国加入WTO之后，无法在短期内形成和跨国公司竞争的实力，那么，这至少应当部分地归咎于歧视私人企业的资源分配政策和法律管制。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验将私有企业排除在外是一个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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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的金融系统实际上是专门维系国有大中型企业生命的一个庞大的“输血工程”，从发行股票、债券，推行债权转股权，核销国企无法清偿的银行债权，资产重组，到日常商业银行贷款等等都是围绕着国企解困。正如证监会1998年年度发展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是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国企通过发行股票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1992-98年，中国通过在海内外发行股票累计筹集了大约3553亿资金，这些资金至少有95%是流向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获得它无法通过竞争获得的巨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