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保障三大理论流派述评(1)(2)
2016-07-26 01:01
导读：瑞典学派开创了以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的瑞典社会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
瑞典学派开创了以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的瑞典社会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其代表人物有大卫·达维逊、古斯塔夫·卡塞尔、克努特·维克塞尔、伊里克·林达尔、阿萨·林德伯克等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以实现“充分就业”。他们提出了货币均衡论，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提出了通过调节利息率克服周期波动。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实现收入均等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是优越的，通过竞争能促进生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有缺陷，它必然带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因此应对其进行改革。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瑞典学派认为实行“混合经济”具有其优越性，因为私营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公营经济注重的是社会公平，通过两者互补，既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又可以保持社会安定。“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是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瑞典学派最新一代代表人物阿萨·林德伯克。他认为，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制度，既不属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即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
政治上保留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结合的制度。这里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时主张政府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早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著作中就已提出收入再分配的主张。维克塞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是会发生抵触的，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他说，“我们一旦认真开始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寻求增进福利的条件，就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考虑。”维克塞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现状，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由于根据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行初次分配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维克塞尔同庇古一样，也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出发，来论证收入再分配。庇古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得出了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结论。维克塞尔也同样认为，应当由社会规定适当价格和最低工资，以提高穷人和富人的交换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总效用。瑞典学派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主张用累进税率来解决分配问题。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为此，国家应当担负起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劳务的供应、经济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方面的责任。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其政策主张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应用。由此，瑞典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积极稳定政策道路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同凯恩斯主义一样，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经济学界的日益重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大危机，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思想。凯恩斯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即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是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之间关系的变化，决定社会的总就业量。当总需求的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扩大生产，增加雇佣工人，社会总就业量就会增加；反之，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压缩生产，裁减在岗工人。这种总的、合理的供求关系就是有效需求。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础正是有效需求原理，可用公式表示为：Y(社会有效需求)=C(居民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 I(资本有效需求即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后两者的不足又是由三个心理法则所决定的。这三个心理法则是消费倾向法则(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资本边际效率法则(预期利润率)和流动偏好法则(货币形式保持收入和财富的愿望强度)。消费倾向法则指消费增长落后于收入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法则和流动偏好法则指预期利润率偏低的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因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三个心理法则的作用，引起投资不足，从而使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确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时要刺激需求，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对未来丧失信心，而借贷投资又需支付利息，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的作用不大。他提出，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财政，即政府的财政政策应从传统的预算平衡思路中解放出来，走向主动的、积极的赤字预算，以刺激社会经济活动，增加国民收入。还可以实行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即国家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银行系统增发纸币，扩大信贷，压低利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家预期纯利润将增大，从而会加大投资的欲望；另一方面，纸币流通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这不仅压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对地也提高了资本的边际效率，加强了投资引诱，而且令人们考虑到保持更多的现金是不聪明的，于是阻碍投资引诱的“流动偏好”将会越来越小，投资需求便会高涨。除了通过税收政策鼓励资本家投资外，政府要直接兴办公共工程，扩大社会福利设施，增加消费倾向，达到足够的总需求和充分就业，消除和缓解经济危机。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还提出消除贫民窟，实行最低工资法，限制工时立法等主张。他倡导积极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强调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成为建立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资本主义各国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人们把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誉为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有人甚至把凯恩斯说成是“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在社会保障制度理论方面，凯恩斯主义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 新剑桥学派以维护“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正统为己任，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新的收入分配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杰·帕西内蒂等，这些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剑桥大学任教，但他们又都背离了旧剑桥学派的经济主张，所以称为新剑桥学派。在这些人物中，琼·罗宾逊尤为著名。她早年是凯恩斯的学生，后来又和他长期共事，过从甚密，在学术观点上受凯恩斯的耳提面命，因此，她以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自居。新剑桥学派首先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合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顽疾；并进一步认为，由于国民收入是由劳资双方的收入所构成的，并且工资和利润是对立的，从而导致了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具有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其次，他们否定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把改善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实行收入均等化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均处于从属地位。最后，他们认为，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解决，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必须采取分配政策，使国民收入再分配趋向合理和公平，使个人收入趋向均等化。这样，就能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新剑桥学派的具体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累进的税收制度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收入不均等的状况。第二，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第三，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
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从事收入较高的技术性工作，从而拉平一些收入上的不均等状况。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预算给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以一定的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第四，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扭转分配的不合理。第五，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第六，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虽然新剑桥学派并没有提出如何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其分配均等化主张大大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对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对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社会保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其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