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 败 与 货 币 危 机(1)(2)
2017-01-29 01:19
导读：事实上，资本流入构成的重要性在东亚、俄罗斯以及拉丁美洲的货币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很多研究（如1996frenkel和rose;1998rodlet和sachs;1999rodrik和
事实上，资本流入构成的重要性在东亚、俄罗斯以及拉丁美洲的货币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很多研究（如1996frenkel和rose;1998rodlet和sachs;1999rodrik和velasco）都揭示了国际资本流入的构成与货币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联系。原因在于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银行贷款及国际证券投资具不同的风险特征：
⑴直接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增加国内的投资，而且可能动员国内的储蓄间接增加投资，因为许多外国直接投资都是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的形式，需求有国内资金的配套；而且直接投资的流入通常取决于一些经济的基础因素，由于经济的基础因素一般不会迅速变动，所以直接投资的流量比较容易维持。
⑵大部分的国际银行贷款协议规定，贷款具体利率以偿还时的国际利率为准，所以，一旦国际利率上扬，债务人的偿债负担将突然加重，这就是所谓的利率风险。另外，国际银行贷款的汇率风险通常由借款人承担，如果当贷款到期时借款人没有足够的外汇资金，或者由于本币汇率下跌导致偿债负担剧增，借款人就可能因此导致破产；而且，对于 发展 中国 家的借款人来说，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可资利用的防备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的套期保值的手段或者很少，或者成本高昂，所以对国外商业银行借款的过度依赖是十分危险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爆发金融危机，80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与此就有密切的关系。从国外商业银行借款所获取的资金，一般不会限定用途，如果这笔资本流动直接用于国内投资，那么通过经济增长增加未来的偿债能力；但是，国内投资的增加可能意味着需要从外国大量进口，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上升，在80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中，国际银行的贷款往往被发展中国家用于弥补政府或企业的预算赤字，其结果是增加了国内消费。因为国际银行贷款往往是固定期限，所以东道国中这种形式的国际资本存量不大可能剧烈变动。然而，国际银行贷款的流入可能会突然中止，导致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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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证券投资的特征是对影响其收益的因素特别敏感，利率差别、汇率波动、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预期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它迅速转向。证券通常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机构投资者只需支付很小一笔交易成本就可以轻易地脱手，所以一旦它们认为形势发生了变化，可以很快地转移其资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该国吸引的证券资本的流量和存量都可能急剧减少。
总之，由于不同的资本形式有不同的风险特征，在东道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甚或仅仅是投资者的预期发生变化时，非直接投资（即国际银行贷款、国际证券投资）比直接投资更容易发生逆转，流出东道国，使得东道国陷入货币危机。frankel和rose(1996)的研究成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资本流入中所占的比重与货币危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强相关关系，国际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降低一个百分点，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增加0.3个百分点。
三腐败与资本流入构成
腐败对国际直接投资者和非直接投资者都有不利影响。债务国腐败程度越高则越可能拖欠银行贷款、或者将直接投资国有化（以及进行其他减少其价值的行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的话，要依赖国际仲裁或 法律 程序来收回直接投资、或是通过担保品获得贷款补偿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但是，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受当地腐败的影响比非直接投资（银行贷款、资产组合投资等等）要大，原因有二：第一：尽管可能有人认为，相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国内投资者拥有信息优势；而在国际投资者中，国际直接投资又比其他资产投资形式（假定是银行投资者）更具有信息优势，因为国际直接投资者可以通过他们投资的子公司的经理获得更多的关于子公司所在国家的信息。于是，这种信息的不平衡导致投资者对直接投资形式的偏好，这便是razin、sadka和yuen（1998）的关于“国际资本流动顺序”理论的内在逻辑。但得出这种观点是由于没有考虑到东道国国内的腐败情况，否则结论将大不一样。若东道国有较高的腐败程度，则投资者与当地官僚打交道的频度和广度将会影响其在东道国的地位。显然，国际直接投资者比非国际直接投资者需要更加频繁的与当地官员打交道（如要获得执照、税收减免、健康检查等），这样，国际直接投资者面临更高的沉没成本（sunkcost）。一旦开始一项投资，当地的腐败官员开始索要贿赂（bribery）（作为减少障碍或提供便利的交换条件）时，比起非直接投资者来，因为直接投资是以厂房等固定资产形式进行的，即便要撤出投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直接投资者将处于一个更加不利的“还价”地位。直接投资的这种相对“无权性”使得直接投资者在对腐败东道国投资时会比其他形式的投资者更谨慎。第二，一般而言，在当代国际金融体系中，非国际直接投资能获得更多的保障，例如在墨西哥危机以及近来的亚洲货币危机中，imf、世界银行以及七国集团向危机国家注入了大量资金以防止或减少他们拖欠国际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于是，“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一定会施以援手”已经牢牢植根于市场预期中。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或者明示或者暗示，由其私人部门借入的国际银行贷款将会得到担保。相比较而言，除了少数的保险之外，对被国有化的或被强取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收回却没有相关的国际援助行动，而这些保险通常要用很高的成本才能获得。这种区别使得国际资本流动的构成比例进一步发生倾斜，银行投资者比直接投资者相对更愿意向腐败国家进行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