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硬币之两面(1)(3)
2017-05-22 01:01
导读:“强政府”还是资源配置失当的主要成因。在“赶超”阶段,先行国家走过的道路是清楚地,后进国家的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
“强政府”还是资源配置失当的主要成因。在“赶超”阶段,先行国家走过的道路是清楚地,后进国家的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介入经济,成功的把握比较大。然而面对未知,需要创新之时,就难免凶多吉少。今天转轨国家所经历的转轨萧条,东亚所经历的 金融 危机和经济衰退,无不与当初政府过多过深介入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
问题主要还不在于此。由于制度具有稳定性,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要从一种制度安排彻底地变迁为另一种制度安排,是很困难的事。“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难免给“后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制造障碍。“赶超”阶段引进和模仿的成功很可能造成“后赶超”阶段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后发国家在进一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可见,“后发国家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通过模仿技术,后发国家可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这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致长期发展于不可能”(杨小凯,2000),这只是后发劣势概念之一个方面。后发劣势概念之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不是不去模仿制度,而是制度根本就是“动态不一致”的。“赶超”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是不同于“后赶超”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的。然而制度具有稳定性,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反而给“后赶超”阶段的经济发展制造了障碍。这才是后发劣势概念最重要的方面,这才是后发劣势概念之核心所在。
4.宪政民主体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吗?
上文 分析 告诉我们:既不是有没有后发优势或者后发劣势的问题,也不是后发优势多一点还是后发劣势多一点的问题,更不是克服了后发劣势才能够发挥后发优势的问题,而是后发劣势内生于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就像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乃硬币之两面。要获得利用后发优势的好处,就必须承担面对后发劣势的代价。这是无可避免的两难冲突。后发国家应该注意并处理好此两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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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此两难冲突,宪政民主体制是不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呢?进一步,没有宪政民主体制,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就会有障碍,甚至变得不可能呢?宪政改革是否可以在短期里实现呢?对于长期经济发展来说,存在什么充分或者必要条件吗?
经济绩效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同一制度下的各种安排之间、各种安排与经济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之间彼此具有互补性,不同制度下的各种安排彼此又具有替代性。这里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更没有简单的充分、必要条件关系。所以,我们总能找到这样的例子:一个经济实行了某种制度安排,其经济绩效良好;另一个经济没有实行此项制度安排,但其经济绩效也良好;第三个经济实行了此项制度安排,但其经济绩效却差强人意。表面上看,两个经济实行的是一种制度安排,但是细心地观察,你会发现它们在很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我们很难说什么是最好的制度安排,什么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更不能通过举例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在概率意义上说什么是最好的制度安排,什么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多数实行某种制度安排的国家经济绩效长期良好,而很少有未实行这种制度安排的国家经济绩效长期良好,那么我们就(在概率意义上)说这种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安排,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经验告诉我们,多数私产有保障、法治佳的国家经济绩效良好,而很少有私产少保障、法治差的国家经济绩效长期良好。所以,私产与法治是最好的制度安排,有效的私产保护和良好的法治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宪政民主体制就不一样了:虽然少有这样的国家,没有实行宪政民主体制,但其经济绩效长期良好,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实行宪政民主体制,但其经济绩效却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