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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在扶贫解困中的资源配置优化

2017-08-09 05:01 [摘要] 商业保险具有利益再分配功能，其保障性产品的射幸原理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功能恰好能够有效弥补社会保障普惠制度分配的缺陷，优化资金的配置作用，集中有限资金重点帮助遭遇不幸的贫困阶层脱贫解围。它实质上是在不改变现行社会分配制度条件下改善人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异，促使基尼系数回归到合理范围之内，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如果政府能够创新扶贫解围新思维，出资为贫困阶层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不仅能够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在扶贫解围中的资源配置优化作用，而且有助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落到实处。 　　[关键词]和谐社会；扶贫解围；贫富差异；贫困阶层；商业医疗保险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同志将其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诠释上述内容可将其归纳为处理好三大领域关系：一是人与法律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关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分配既要提倡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又要兼顾扶贫解困关爱弱者、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商业保险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障性产品运作原理是取之于面，用之于点，集合众多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运用经济手段强力补偿遭遇特定风险的少数个人的经济损失，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行为。它在防范风险促进社会利益相对公平方面有着不可替代作用，它有助于在不改变现行社会分配制度条件下改善人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　　一、扶贫解围是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使命　　低保是政府扶贫解困的基本制度，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确保每个公民基本生存权利而设置的社会公平底线，它是政府体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使然是：市场追求效率优胜劣汰、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激发个人劳动潜能，促进社会科技进步；政府讲究公平扶助弱者、将贫富差异控制在合理范围，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保证任何原因处于社会竞争劣势状态的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贫富差异悬殊对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　　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仅为 0.16，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城市劳动者之间贫富差异不大。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实施，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城市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相差悬殊(见表1)，基尼系数2003年为0.458、2004年为 0.465、2005年逼近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到达危险的边缘。我国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200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3.1，而世界大多数国家低于1.6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0年-2003年，我国东、西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 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行业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攀升。收入差距扩大会制约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最终妨碍经济持续发展。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贫富差异扩大会使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目前我国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72%，农村为0.85%，越有钱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越低。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消费必须规模化，才能实现产销均衡。而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大量人占有少量财富，无法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整个社会的不均衡消费也就越大，社会购买力不足，社会总需求减少，中央政府扩大内需战略将会受阻。　　近年来，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降至2003年的37%。2000年—2003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59.8%、58%、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率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左右，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极不和谐。最终消费率低影响了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社会学角度考察，贫富差异持续扩大，会激发许多社会矛盾。2004年玻利维亚等安第斯国家贫困加剧、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严重等社会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或改善，从而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由此引发了较为激烈的冲突或对抗。玻利维亚等安第斯国家的经验教训应该引起我国政府高度重视。　　(二)政府完成2010年扶贫解困目标需要创新思维　　造成我国部分地区和人群贫困成因诸多，政策因素是导致城乡贫富差异悬殊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国家没有全面发展城乡经济实现全民公平待遇的能力，于是决定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二元经济，人为制造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造成城乡差别根深蒂固难以消除，使得它们在同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竞争时起点不公平，结果更难以公平。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致贫因素更为复杂，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同步存在。　　目前国家对城乡贫困阶层实行的救助制度是一个不稳定、不公平机制。为此，200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确定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利益分配原则，强调要“规范和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是动态的，一国居民应该共享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物价上涨、消费水平提高等因素使人们生活成本提高，对贫困阶层影响则更大。他们收入绝对额低、基数小，经济的微小波动将会引起其生活状况的较大振动，或者说他们对经济波动更为敏感。如2003年有1 460万贫困人口脱贫，却又有1 540万人返贫，引起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实施为期10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年—2010年)》前4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59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50万人，目前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要在剩余的6年里脱贫，平均每年要减少435万人，近乎每年要完成原来任务的3倍。按照目前的投入力度和减贫进度，到2010年实现《纲要》确定的战略目标难度很大。政府必须创新扶贫解困思维，改进低保资金管理方式，使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率，否则很难完成预定扶贫解困目标。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