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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交易说货币数量论的上述观点是成立的,那么货币模式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向社会系统注入一定数量的交易性货币。进而形成交易性货币缺口(即货币供给大于需求的非均衡状态),就会引起产出、价格变动,从而再次实现货币供求均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银行通过监控其中的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即可实现控制名义产出目标。
具体而言。假设中央银行采取了偏松的政策操作,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中央银行注入过多的货币将导致企业和个人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大于其意愿持有的货币数量,从而出现了交易性货币缺口状态。但是。随着企业和个人逐渐意识到其所持有额外增加的货币将是持久性的,则会将过剩的货币处理掉。而这种处理货币的过程实际上包含了企业、个人之间的一系列相互交易的过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个人将持有的多余的现金余额设法通过购买债券、商品和服务,通过偿还债务,甚至作为礼品而支付一大笔钱来处理他们过剩的货币余额,而不是从相应来源上收取货币余额”。而且,在企业和个人通过相互交易以试图将过剩的货币余额支付出去时,这种多支出的尝试会增加商品、服务、债券的需求,从而导致价格上升、产出增加。其中,价格上升会导致企业和个人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减少,而产出提高则相应增加他们所意愿持有的货币数量,从而货币缺口趋于消失,货币供求重新均衡。可见,在货币供求由非均衡到回复均衡的过程中。产出和价格的调整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按照交易说货币数量论所提出的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与名义产出具有固定的正比例关系,则中央银行通过监控这类货币就有可能实现名义产出目标。同时,名义产出再分解为实际产出和通胀即可实现通胀目标。
2.依据货币模式的操作框架、冲击因素及其不确定性
在实践中,依据这一模式的操作框架可以描述为:
(1)中央银行在准备金市场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准备金头寸以实现调整准备金总量这一操作目标;
(2)准备金总量再由货币创造过程形成货币存量这一中介目标;
(3)货币存量作用于名义产出;
(4)名义产出加以分解进而实现通胀目标。
还需说明的是,货币模式所使用的货币诸如交易性货币、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均是功能意义上的概念,然而,在现实中由于金融创新的广泛存在,大量新产生的货币资产不仅具有交易媒介功能,而且还具有价值储藏功能,这使得中央银行难以找到与交易性货币。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功能相一致的货币资产。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按照各类资产转化为交易媒介的难易程度(即货币性程度),将其列为一统计指标,然后使用货币总量(monetary aggregate)这一统计意义上的概念概括某一类资产的货币性程度,并在操作框架中使用这一概念。
这一框架中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冲击因素,并由此构成了该框架的内在不确定性:
(1)中央银行在准备金市场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准备金头寸以实现准备金总量目标时。该市场上存在着各种冲击因素使得其对操作目标的调控具有不确定性。
(2)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准备金总量目标以实现货币存量目标时,因为货币创造过程是由中央银行所改变的准备金总量水平、银行和公众的资产组合行为共同决定,所以当存在影响中央银行调控准备金水平、银行和公众的资产组合行为的冲击因素时,则其实现货币存量目标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
(3)货币模式认为,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是稳定的。由此通过监控这类货币可实现名义产出目标。但是,在操作实践中,中央银行使用的是统计意义上的货币总量概念,并且监控货币总量收入流通速度的稳定性。但是,货币总量并不等同于功能意义上的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概念,因此其收入流通速度将可能受到各种冲击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这使得中央银行由调控货币存量目标而实现名义产出目标的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