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不确定性与投资秩序的生成和演化－解读(2)
2017-08-15 05:02
导读：１．风险与不确定性 －－关于理性的不同理解 投资者的动机与预期的产生，毫无例外地是针对着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如果未来与现在没有差异，就不
１．风险与不确定性
－－关于理性的不同理解
投资者的动机与预期的产生，毫无例外地是针对着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如果未来与现在没有差异，就不需要有应对的准备。因而，讨论到投资者的动机与预期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涉及到未来变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
现有主流理论集中于讨论风险的管理。金融实务中的风险管理集中于可计量的风险，发展为一套技术高度复杂的金融工程，与此相对应，围绕风险概念所进行的理论讨论也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基本上不关注最终决定风险形成的秩序演化。这些讨论虽然也关注风险的制度背景，但却是以既定的制度为前提的，制度在这里是外生的，并不构成对风险的决定关系。这一点可以说集中体现在学者们现在已不再对风险概念与不确定性概念的区分感兴趣。在实际讨论中，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被混用的。
如果仅仅从投资者选择金融产品以应对自身的风险来理解，而不是从互动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原来不可确定的变动，就变为可确定、可计算的波动了，这就是现有的风险的概念。这样，就把决定投资收益的复杂关系，变为较为简单的关系。由于不再讨论由于行为主体的参与而构成的复杂性，因此，也就不存在与风险相区别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成为仅仅是行为主体对于风险的一种心理感受。
现有解释个人储蓄行为的理论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对于风险概念的技术性含义。在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包括永久收入假说）中，典型的消费者对某一年龄的消费安排多少收入，将仅取决于他的终生收入，而决不是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因为消费者将选择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消费率，接近他预期的一生平均消费，所以，需要储蓄来调节当期收入与平均终生收入二者之间的波动，以达到效用最大化。依据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个人能够确定其一生收入与一生消费，储蓄在这样的确定性条件下调节收入和消费，从而使其一生的收入和消费不断地保持均衡，达到效用最大化。在这里，关于投资者的理性假定是由均衡观来具体贯彻的，投资者的理性，不仅体现在他要使自己的一生效用达到最大化，而且，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投资者，能够根据自己的一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储蓄是投资者调节其收入波动、从而保证效用水平不会发生大的波动的手段。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尽管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在几十年中不断地受到质疑，也不断地出现修正这一理论的理论模型，如预防性储蓄理论提出个人无法确定其收入，储蓄不能是对临时收入（终生收入与当期收入之间的差）的调节，而直接的是对收入波动的调节，即预期收入上升时，会减少当前储蓄，反之则增加当前储蓄，储蓄额成为个人所不能确定的，而不是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中个人可确定自己的储蓄额。不过，这些质疑并没有构成对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替代，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其实在于说明储蓄对收入波动的应对，这与预防性储蓄理论所强调的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防范，实质上是没有根本区别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只是把生命周期理论关于人的完全理性的假定，修正为有限理性，仍然贯穿着均衡的思想，坚持个人对于收入与消费之间均衡的可把握性，坚持个人对于自身面对的风险的可计算的理性。
现有的解释投资者储蓄行为的理论，都是立基在建构论理性主义之上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是不同于演化论理性主义的，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对人的理性加以限制，认为通过人的理性计算，可以获得关于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型构社会经济制度所需的全部信息，因而社会制度是设计的产物。演化论理性主义则明确指出理性的限度，决定风险形成的投资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即秩序形成过程，是不确定的，是人的理性所不及的。秩序是参与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
建构论理性主义不注重个体的差异， 并把复杂分解为简单。"人的行为如同遵从一定运动
数学定律的机械系统中的元素一样，是规则的，可预见的。如果起始条件和环境是已知的、是可测量的，那么就可确信，环境之中的个体行为就犹如气体中的分子一样，其行为是确定论。"（ 克劳斯.迈因策尔,第322页 ）传统的解释框架实际上假定，投资者与其所面对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投资者对于自身所面临的不确定的应对，并不会引起投资者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这样的假定下，投资者所面对着的世界与人自身，相互之间实际上是分离的、相互独立的，这种分离决定着投资者所采取的行为，可以只是对他所面对的问题的一种应对，而不会使他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任何的改变。这种分离意味着投资者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不存在由于投资者之间多维的互动而影响和改变投资者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于是，复杂关系成为简单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