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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

2017-08-31 03:28 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的直接投资一直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家。但在看到总量增多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这就说明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直接投资有着重大的。　　概述　　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主要有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内部化理论、弗农（Vernon）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除了邓宁的理论将区位作为重要的子因素考虑外，这些理论的共同缺点均是只从跨国公司内部的条件出发去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而忽略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单向型的有失偏颇。理论与实际都需要我们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出发来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至今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有：　　一是邓宁（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内含的区位要素。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主要说明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认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时候才可以选择对外A接投资，若只具备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则可选择许可贸易方式，若仅具备所有权优势则只能选择出[J方式。但在邓宁基本理论的框架下仍隐含着重要的区位思想，他的理论把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　　第一，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　　第二，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及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心理距离等。　　第三，区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　　第四，投资环境，包括涉及外国投资的政策法规的优惠程度，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及货币的稳定性等。2000年，邓宁又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发表了“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s‘Activity”一文，对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及补充。　　二是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该类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Kravis等（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因而也影响其空间布局。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体系、水平、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例如，瑞典的跨国公司总是把其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作为海外经营的首选目标。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国学者鲁明泓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FDI的影响。　　例如，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FDI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