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经济学毕业论文 > 金融论文 > 正文

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经济效应分析

2017-09-09 06:01 摘要：银行业对外开放将对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及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可能使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有所提高，利润有所减少；外资银行既有可能对东道国的金融危机起到稳定作用，又有可能增加东道国信贷市场的不稳定性，并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母国的经济危机传播至东道国；外资银行的进入还有可能间接地增加东道国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Kruskal Wallis非参数检验的结果表明，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之间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 　　关键词：银行业；对外开放；经济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蔓延，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已日趋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外资银行进入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例如，东欧一些国家的银行业的外国所有权比重已达到70%左右；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外国控制的银行资产的比重达到了50%左右；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银行资产的比重虽然不是很高，一般不超过10%的比重，但是近些年来，也已经加快了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由于银行业对外开放必将对东道国的银行体系以及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这种全球银行业迅速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系统地研究银行业对外开放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已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的研究文献和数据资料表明，一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内容：银行业对外开放对银行体系效率和利润的影响；银行业对外开放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　　一、银行业对外开放对银行业效率和利润的影响　　一般来说，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和利润水平越高，其银行体系运行的安全程度也就越高。关于外资银行进入一国以后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Sturm和Williams (2004)以澳大利亚后管制时期1988—2001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比国内银行更有效率。他们进一步指出，外资银行进入后，银行种类的多样性对提高澳大利亚后管制时期的银行效率和竞争程度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Barajas等 (2000)利用面板模型对哥伦比亚的外资银行进入效应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的确提高了国内银行系统的效率，但同时也降低了国内银行的信贷质量。国内银行的信贷质量之所以降低，可能是因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加了银行间的竞争程度，而竞争程度的增加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信贷风险。Buch和Golder(2001)发现，外资银行进入较多的国家，国内外银行的效率差异也较大。换句话说，如果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较低，那么外资银行进入该国市场的意愿也就愈加强烈，外资银行进入后将导致东道银行业总体效率水平的提高。　　与效率问题密切相关的是银行业对外开放对东道国银行利润的影响。Lensink和 Hermes(2004)发现，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外资银行的进入往往与当地银行的高成本和高利差密切相关。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当地银行的利润有降低的趋势。Goldberg (1992)的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给美国的借款企业带来了好处，进入美国的外资银行通常要比美国的国内银行获得较低的利润。因为外资银行为了与当地银行争夺业务往往愿意以较低的利率发放贷款。它们之所以能够承受较低的利润，是因为它们的资本要求相对较低，因而资本成本相对较低。　　但是，Sabi(1996)以匈牙利为观测样本，则得出了近乎相反的结论：在匈牙利的外资银行并没有高于当地银行的信贷风险，它们比当地银行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只是为客户提供的信贷比较少。这些外资银行进入匈牙利市场时往往是重新建立银行网络，而不是去接管匈牙利现存的国有银行。这种研究结果的相悖可能源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样本的差异。世界银行的Claessens(2001)等专家将1988—1995年作为样本观测期，对世界上80个国家的7900家银行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引人深思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与当地银行相比，具有较高的利差(interest margins)、利润(Profitability)，并支付较高的税金(tax payments)；但在发达国家，结论却是相反的。他们进一步指出：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外资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以银行数量为主要衡量指标)往往会导致国内银行利差和利润的减少，从而使国内银行变得更加脆弱。这对于一个规章制度和监管手段不是很强的国家来说，有可能带来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因此，要想获得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好处并使其成本最小，政策制定当局应注意掌握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机和程度，并且能够保证对银行业有足够的规范和监管能力。　　由此可见，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以后，一般都会使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对当地银行利润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多数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时，外资银行的利润较高，当地银行的利润较低；而当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银行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外资银行的利润较低，当地银行的利润较高。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外资银行进入一国以后还可以对东道国的福利产生影响。人们通常认为，国际贸易有利于增加一国的福利，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无论大小，自由贸易都会给相对封闭的经济带来益处。然而，Chia和Whalley(1997)却发现，这一结论并不总是适用于银行服务业。他们的研究结论是：银行业对外开放对国家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即既有可能提高一国的福利，也有可能使一国的福利状况恶化。　　二、银行业对外开放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许多学者对外资银行进入一国后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作出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反映了与银行体系稳定性相关的三方面问题：一是研究外资银行是否充当了传播母国经济危机的载体，从而对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和宏观经济产生不稳定的影响；二是研究外资银行在东道国发生危机时的信贷反应，即是否急剧缩减了对东道国市场的信贷规模从而引起信贷市场的不稳定；三是研究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市场后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这是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间接影响，因为如果东道国市场的中小企业资金因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受阻，那么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国民的福利水平可能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三方面问题的综合作用效果。　　(一)外资银行是否传播了母国的经济危机　　一些学者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的确能够提高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但是对东道国来说，外资银行在传导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方面，或者说在传导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方面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Peek和Rosengren(2000)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银行业因投资于房地产及证券市场而陷入困境以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受到了日本银行危机的影响。日本银行在美国的子公司对母国发生的银行危机的本能反映是减少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贷款。由于日本银行在美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因此日本银行的信贷资金的收缩的确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外资银行传导其母国银行危机的一个典型例证。同时，也有证据表明，美国的经济周期影响了美国银行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市场的信贷规模。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金融危机之前或金融危机期间的金融秩序具有稳定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外资银行比国内银行具有多样化的资金渠道，从而可以减少流动性风险。即使外部资金周转枯竭了，它也能够从母行那儿得到救援资金。 Demirguc—Kunt等(1998)运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有助于减少东道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支持作用。Barth等(2001)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其信贷组合的平均质量往往较低，其银行部门也更具有脆弱性。Clarke等(2003)的研究成果显示，私有部门信贷的稳定性与外资银行的进入具有正相关性。那些银行业比较发达而且外资银行进入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私有部门信贷稳定性最好。　　综上可见，目前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在“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方面达成共识。　　(二)外资银行在危机时期的信贷表现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大幅度地缩减在东道国市场上的贷款量，与国内银行相比它们缩减贷款的规模还要小些。Dages等(2000)发现阿根廷和墨西哥1994—1999年间(特奎拉危机期间和之后)的外资银行贷款增长比国内银行具有更高的稳定性。Detragiache和Gupta(2002)发现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在经济危机中没有放弃当地的市场反而增加了市场份额。然而，由于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并不能匆忙得出结论。例如，Clarke等(2003)认为正在进行中的阿根廷外资银行撤资事件可能是对上述研究成果一个有力的反证。再如，Jeon(2004)和Fok(2004)的研究表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外资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减少了对当地企业的信贷规模。　　Yongil Jeon等(2004)运用了1994—2001年的数据分析了韩国外资银行的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信贷行为。他们发现，当金融危机发生时，韩国的外资银行对韩国企业的信贷规模急剧缩减，但韩国的国内银行的信贷规模却未发生变化。Yongil Jeon等(2004)还发现，当韩国的收入增长时，外资银行便会增加韩元贷款而国内银行却会减少韩元贷款。他们因此得出结论：韩国的外资银行具有顺周期的行为(在经济萧条和利率下降时减少贷款规模)，而韩国的国内银行(包括三个层次的银行)却有反周期的行为(在经济萧条和利率下降时增加贷款规模)。二者相比，显然国内银行在宏观经济的稳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RobertC.W.Fok等(2004)以中国台湾地区19个行业的178家企业为样本，将所运用的样本数据分成两期，即1994—1996年危机前阶段和1996—1998年危机后阶段。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台湾企业所拥有的与其建立了信贷关系的银行数目总体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危机之前是平均9.47个，危机之后是平均9.69个。但是，关系银行在内外资结构上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湾企业的关系银行为外资银行的数量从平均2.98个下降到2.14个。与此同时，关系银行为本地银行的数量从平均6.49个上升到7.55个。这说明，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外资银行的信贷供给是不稳定的。而国内银行一般能够遵循政府的引导，在经济衰退时能够坚持向本地企业提供贷款。研究表明，中国台湾的本地银行向台湾企业提供的是关系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而外资银行向台湾企业提供的则是交易贷款(transactional lending)。　　综上所述，在东道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外资银行对当地信贷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如何，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东道国银行危机的严重程度和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特有状况将对外资银行的放贷行为，从而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三)银行业开放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间接影响：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目前关于银行业对外开放对东道国中小企业信贷影响的研究文献日渐增多。由于外资银行往往比国内银行具有更大的资金优势，因此一般都认为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市场后信贷目标仅集中于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则很难获得它们的贷款。Cho等(1987)对 271家美国外资银行在1985年的运营情况作了分析，结果发现56%的外资银行将贸易金融作为主要的投资领域；44%的外资银行投资于金融公司；31%的外资银行投资于外汇交易，而所有的金融服务都倾向于喜欢做大生意。Strahan(1998)的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和东道国中小银行的合并(3亿美元以下的资产规模)有利于增加银行业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而外资银行与东道国大型银行的合并(资产规模在3亿美元以上)对大企业的贷款数量明显增加。Clarke等(2000)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阿根廷的外资银行将35%的贷款投向了大型制造业，而国内私有银行和公有银行的投资比例仅为20%和10%左右。 Focarelli和Pozzolo(2000)指出外资银行之所以不向中小企业贷款，原因之一是外资银行一般都是规模较大的银行，它们的组织结构决定了无法在提供贸易信贷和资本市场的批发业务的同时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但是，Clarke等(2000)发现智利和秘鲁的外资银行实际上比国内大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贷款。Mester(1997)认为这种情况的改变可能源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使外国的大银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中小企业的信息，因此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不经济的问题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根据De Young(1999)的研究，新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外资银行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 　　Clarke等(2003)指出，主张外资银行进入的观点认为，即便是外资银行仍然将服务于大客户作为它们的战略重点，东道国的中小企业也会间接地获得益处。这是因为外资银行的进入提高了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和效率，外资银行对大客户市场份额的争夺将迫使国内银行不得不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于是它们便会转向为国内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这样，中小企业便会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而更容易地获得信贷资金。　　Bonin和Abel(2000)发现随着匈牙利外资银行的不断增多，国内银行的确转而寻求新的市场，开始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Jenkins(2000)对78个有外资银行进入的国家情况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只能说是初步的结论。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市场后对中小企业信贷产生的间接效应还没有得到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明。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一些国家的商业银行数量较少，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数据又难以获得，因此很难将这种间接效应充分有力地阐释出来。Clarke等(2003)认为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目前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驳倒了以前的猜想，即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猜想。他们认为对36个国家大约3000家企业的(Clarke等， 2001)实证分析有力地证明了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也许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如果实力强大的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后完全取代了原来国内银行的领导地位，对于国内银行原本就很弱小的国家来说，国内银行的作用可能十分微弱甚至会全军覆没，而外资银行又不愿给中小企业贷款，则中小企业的信贷将更加难以获得。　　三、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关系的实证分析　　关于银行业对外开放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影响的研究文献中，对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笔者根据世界各国发生银行危机的情况和各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作出实证分析。　　(一)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关系的实证分析方法　　世界各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可用外资银行数量的比重、外资银行资产的比重和外资银行(总)数量这些指标来描述。Capfio和Daniela Klingebiel(2003)认为，银行系统危机可以定义为银行业的多数或者全部资本已经枯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93个国家发生了117次系统性的银行危机，同时，在45个国家发生了51次非系统性的银行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每个转轨经济国家都经历了银行危机。危机的发生时间和结束时间虽然不是十分的准确，但基本反映了当时危机的基本事实。但是，各次银行危机的成本和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比的。因为，有的危机成本和损失包括了企业重建的开销。有的危机成本和损失仅包括金融系统的重建和资本注入的开支。这里，笔者分别用挽救银行危机所付出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和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作为代表银行危机严重程度的指标。其理论依据是Capfio和Klingebiel(2003)认为，满足下列条例之一者即可断定银行危机已经发生：“银行系统中无盈利效能的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超过10%，救助衰退成本占GDP的2%或者更高，银行部门的问题导致银行的大规模国有化，外资银行乘虚而入，或者政府面对危机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如：冻结储蓄、延长银行假期、全面推广储蓄担保等。”在归集数据的过程中，笔者在选择救助成本占GDP的比重和不良贷款率的指标时，选择的是危机发生时的最高数额。选择的样本期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这与本文所采用的各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数据的样本期间基本一致。　　在选择了各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和各国银行危机成本的代表性指标的基础上，本文拟采用Kmskal Wallis非参数检验，考察是否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和银行危机成本之间存在着正向的或者负向的相关关系。　　(二)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之间关系的非参数检验　　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之间关系的非参数检验假设如下：　　HO：假设代表东道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不同的三组数据检验结果相同，即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与银行危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H1：假设代表东道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不同的三组数据检验结果不相同，即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首先，选择外资银行的数量占东道国银行业总数量的比重这个指标代表东道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程度。根据有关数据对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非参数检验(Kruskal—Wallis Test)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的A栏是以挽救银行危机所付出的成本占GDP的比重作为描述银行危机程度的指标，对外资银行数量比重与银行危机之间关系的Kruskal Wallis检验；B栏是以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作为描述银行危机程度的指标，对外资银行数量比重与银行危机之间关系的Kruskal Wallis检验。从A栏的Kruskal Wallis检验结果可知，三组按外资银行数量比重划分的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危机程度的平均秩分别为18.71429、13.125和16.1。卡方统计量为1.844884，概率户值为0.397547，大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因此接受零假设，即从统计意义上来讲，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高低与东道国银行危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不存在银行业对外开放具有增强或者减弱银行危机的单向作用。这可能与前面所述的东道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具有双重效应有关。从表1中的B栏的Kruskal Wallis检验结果可知，三组按外资银行数量比重划分的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危机程度的平均秩分别为8.8125、6.3和9，卡方统计量为1.098，概率P值为0.577，大于显著性水平α =0.05，因此接受零假设。这个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与A栏相似的结论。　　其次，再用外资银行的资产占东道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这个指标代表东道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程度。根据有关数据对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非参数检验(Kruskal—Wallis Test)的结果如表2所示。　　从A栏的Kruskal Wallis检验结果可知，三组按外资银行资产比重划分的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危机程度的平均秩分别为14.27、17.94和14.65。卡方统计量为1.008318，概率P值为0.604013，大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因此接受零假设，即从统计意义上来讲，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高低与东道国银行危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从表2中的B栏的Kmskal Wallis检验结果可知，三组按外资银行资产比重划分的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危机程度的平均秩分别为6.6、8.83和6.33，卡方统计量为1.008318，概率P值为0. 580236，大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因此接受零假设。这个检验结果同样可以得出与A栏相似的结论。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见，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改用其他代表性指标进行检验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用各国外资银行数量(绝对值)以及各国收入水平等指标同银行危机程度的指标之间进行Kruskal Wallis非参数检验，其结果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表明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危机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必然联系，即从总体上来看，既不像有些学者猜测的那样外资银行会传导母国的危机，也不像有些学者猜测的那样外资银行对银行危机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值得说明的是，虽然目前的检验结果如此，但并不代表着这个结果是个可靠的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因为这里代表银行危机发生程度的判断指标比较粗糙，加之代表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外资银行的相关数据资料具有时间性差异，可能导致检验结果的粗糙。因此，此处的结论只是个尝试性的探讨。其真实性与普遍性均要靠更长的时间、更准确的数据或者更合理的技术方法予以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