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析(2)
2017-09-17 06:59
导读：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现状 鉴于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强，各省市为了规范市场、保护弱势群体，都逐步地在为农民工争取《劳动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现状 鉴于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强，各省市为了规范市场、保护弱势群体，都逐步地在为农民工争取《劳动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其中很多地方已经着手为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寻求对策。实践中，我国当前进入社会养老保险系统的农民工的人数非常有限，主要有以下4个途径：1.购买商业保险；2.加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3.被纳入城市社会养老保险；4.获得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后两者就是对一些先进省市的做法的概括；前两者虽是农民工的自愿选择，却只是在个体诉求社会化养老的时候受到现有条件限制而可能找到的出路，不可能对农民工的养老起到合适的普遍的保障功能。第一个是少数相对富裕者的选择；第二条途径虽然是国家为农民设计的，但其发展进退两难，操作中也存在许多违规现象（万克德，2002）。一些学者已经认为这一制度还完全不具备经济可行性，政府也不具备财政补贴能力，必须等待时机成熟时方可推行（王国军，2002）。所以，只有后两者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农民工解决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方案，对其进行比较讨论可以再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状况，有助于为其制度化建构找到社会基础和可行性方向。 当前农民工平等地获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一来农民工收入相对不稳定，经济承受能力低，难以按时交纳与城镇职工同额的个人缴费；农民工流动性强，劳动力市场竞争强，企业缴费难处理。另一方面，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对长期实行低工资国有企业职工的补偿性质，是保证体制顺利转型的过渡性制度，要实现国家对农民工实现“三高”（高基数、高效率、高待遇）颇有难度。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已了社会公平的实现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统帐结合”的个人帐户制度，帐户公私不分，不能体现参保个人独立的经济法人地位，不能反映企业欠缴多缴与个人帐户的关系造成了吃社会统筹“大锅饭”的现象；费率、社会平均工资确定不统一、不；垂直管理体系未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充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目标（黄贻芳，2002）。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社保基金的缺口已经达到1000亿元（陈式龙， 2002），如果让农民工承担原因形成的转制成本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实践中只有少数富裕省市有条件地将很少部分农民工纳入现行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如广州要求企业为工龄达到5年的农民工购买“三金”，个人缴费部分在当月工资中扣除。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工群体的权利要求，缓解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矛盾，但是这种制度的实施缺乏公平性，且缺乏保障。第一，不同的企业、单位保障标准不一，同一企业中也存在不同工种和岗位不同的保障待遇，这就人为地将企业和劳动者划分了等级（同上）。第二，一些民工为了获得保障牺牲利益驻守同一单位，而一些企业为了逃避责任第四年以各种理由与农民工解除签约，这势必将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和矛盾。 第四项途径的实现一般需要地方立法，以及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倡导。北京市 2001年制定了《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规定了用人单位必须每月为农民工上缴数额为上年职工月最低标准19％的养老保险金，农民工的缴费率为北京市上年职工月工资标准的7％（以后逐步升为 8％），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农民工按缴费工资基数的 11％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这是我国首次出现的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权利的尝试，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起到了积极的表率作用。但是即使该法规已经考虑到了农民工的流动性而对其转换工作或者回农村导致的保险关系的变更或终止都作了规定，但是“企事业单位消极对待”，“部分农民工宁愿多要工资也不愿意缴付养老保险费”，该制度将来可能出现保富不保贫（效益差的企业和收入低的农民工投保积极性低）、难以兑现承诺（流入异地工作和回乡的农民工可能由于路途遥远、保险费数额较小等原因而放弃）的局面，这是办法本身及其环境导致的。首先，缴费一刀切可能超过某些企业和农民工能够和愿意承受的程度，而制度带来的利益不足以吸引劳资双方。其次，国家相关部门与机构管理不完善，制度在农民工心中信誉不高，对企事业单位约束力不够强。第三，在目前其他地区没有相应的制度与其衔接，不适应农民工的流动性。实行类似政策的地方，如东莞、深圳往往也是“有始无终”，每年都有大量的外来农民工在春节前后办理退保手续，致使早在1987年就实施社会保险的深圳这样的城市，虽然目前已经有4万多人符合退休条件，但实际缴纳保险费年限累计满15年、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外来农民工至今还没有一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2002）。所以，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还需要激励和倡导，需要全国统一的步调。
